从百年历程看旗帜鲜明讲政治

[中图分类号] D23； D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7-0021-05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力从政治上建设党，把从政治上巩固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以政治上的先进性引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必须把准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政治的指南针作用，排除各种干扰，领导人民攻坚克难，不断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革命战争年代，党从最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需要出发，成功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问题，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在国家政权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中广泛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更加深入地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国家工业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标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党的政治方向的具体表现，是实现党的政治目标、政治使命的行动指南和方法路径。一百年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及时矫正错误倾向和偏差，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执行。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坚决批评单纯军事观点，强调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政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又红又专、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毛泽东还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明确党的干部必须“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强调，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处理问题，提高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洞察力，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胡锦涛强调，要使各级领导班子都能坚持讲政治、顾大局、重团结、守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全党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要求贯彻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党的政治建设地位十分特殊，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同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密切相关，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充分发挥其统领作用，以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推动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以政治上的加强来推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有100多次提到政治，包括“政治领导”“政治训练”“政治分析”“政治任务”“政治水平”“政治化”“政治观念”等，使军队党的建设紧紧围绕党的政治任务展开，奠定了新式人民军队建设之魂。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批评了单纯从组织上建党而忽视从政治上建党的错误偏向，强调毛泽东正确的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由此，政治上建党得以正式确立，极大地推动了党的建设，为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坚强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多次批评政府部门中存在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明确提出政治是统帅、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必须做到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这些论述深刻地阐释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错误观点，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还强调党组织要集中精力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命题，重申党必须在政治上完全巩固、更加坚强。胡锦涛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解决好讲政治的问题是第一位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正式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将其置于党的各项建设之首，并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政治上的加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必须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之中，在各方面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在思想建设上，用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坚定党的政治信仰，增强“四个意识”；在组织建设上，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在作风建设上，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断夯实党的政治根基；在纪律建设上，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整合各方面资源、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进文明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政治前提和稳定秩序。

我们党一贯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章中就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抗战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明确“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要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必须加强党中央的权威，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江泽民提出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胡锦涛也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党中央权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以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列宁指出：“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抗战时期，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根据地要实现领导的一元化，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执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不得标新立异。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党中央对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党通过在政权机构建立党组，加强政府系统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并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决定权在党中央。改革开放后，党总结经验教训，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通过加强请示报告，成立多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专门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关键在树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权威是集体权威和个人权威的有机结合。其中，作为核心的个人权威既是集体权威的组成部分，也是党中央权威的主要体现。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进入新时代，正是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才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历史实践表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能够严肃、认真地开展，就能及时、有效地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成为党性锻炼的“大熔炉”和纯洁党风的“净化器”，进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反之，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问题就会越积越多，严重恶化党内政治生态，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紧密围绕党的政治任务开展。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党内生活中不讲政治的倾向。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党内批评要突出政治，会议要政治化；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政治引领，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让党员干部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免疫力。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使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式方法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和党员队伍的变化。革命战争年代，考虑到党员中农民占多数、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按照对象的不同，分别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党内教育的效果。还把政治学习和知识学习、业务学习结合起来，要求编辑出版各种党报、政治简报等，通过传单、布告、壁报等方式加强宣传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更好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改革开放后，党适应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积极运用网络、大数据等技术，推进“智慧党建”，创新党组织活动方式，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实效。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开展。1922年7月，党的二大党章就规定各级党组织要定期召开会议，正常开展组织生活。1941年，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等错误倾向，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组织纪律性等。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强调要加强集体领导和扩大党内民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党的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制度，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过“双重组织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进一步健全了“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使党内生活更加庄重、严肃、规范。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时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克服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此后，在历次集中学习中，党都十分注重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开展思想交锋、揭短亮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用好这一有力武器，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成为一种习惯、自觉和责任，坚决防止和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一团和气、评功摆好、明哲保身的倾向。

必须以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为保障，建立健全党的政治建设长效机制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根本上是以制度体系为保障，把建章立制贯穿党的政治建设的全过程，使党的政治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坚持执规必严，强化制度执行，努力形成长效机制，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二大党章就对党员、党的组织、会议、纪律等作出规定。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党内法规，奠定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制度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和《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逐步认识到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1956年2月，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指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4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中进一步指出：“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改革开放后，党总结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大大提高了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水平。新时期党章的修改和完善，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清除了“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特别是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写进党章，并贯彻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要求。

另外，我们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等，建构起规范党的政治建设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比如，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专门对党内生活进行规范。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的十八大后，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严明政治纪律摆在首位，还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都突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和标准。正是我们党把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历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定下来，形成了系统完备、有效管用的政治规范体系，既明确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政治高线，又划出了防止党员干部逾矩失范的政治底线，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进而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0mgczd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生成逻辑”〈项目编号：2020YQNQD006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方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