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提高政治站位具有极端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政治站位是党员干部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所站的政治立场和应具备的政治高度。政治站位包含两个向度，一是站在哪里，即政治立场问题；二是站得多高，即政治高度问题。立场问题主要是能否摒弃本位主义，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思考、解决问题，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而高度问题主要指是否能着眼全局，能否从全局上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回顾百年党史，统观世界历史，既有许多找准、站正政治站位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学习，又有政治站位不高带来的沉痛教训为我们所警醒。

提高政治站位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政治站位高的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始终对党忠诚、心系人民、淡泊名利、胸怀全局，始终把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和利益放在首位。周恩来是政治站位高的典型。例如，他认为毛泽东是帅才，“适合搞战略”，从长征时期就支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维护其领导地位，甚至甘当助手。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遭受排挤，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他在给中央局的电文中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为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由于周恩来的维护与支持，最终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又如，遵义会议上面对博古在主报告中对军事路线的错误避而不谈，将红军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的情况，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以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身份检讨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责任，将会议引导到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上，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与周恩来等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成鲜明对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则政治站位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泛滥。勃列日涅夫及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的特权阶层是不能找准、站正政治站位的集中体现。这些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首先考虑和效忠的不是党和人民，而是个人或各个地方、部门、单位的小集团利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倾轧，派别利益代替了党和国家整体利益，削弱了中央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攫取更多利益投向叶利钦阵营，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将国有资产全盘私有化，把国家财产鲸吞为己有。同时，过低的政治站位造成党群关系严重脱离。苏联解体前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只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仅占11%，大多数人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特权阶层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使苏共威信严重丧失，党群关系日益疏离，最终导致人民群众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冷漠的旁观者”。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身错误时曾说：“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最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此外，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亦未能找准、站正政治站位。戈尔巴乔夫取消了宪法中苏共领导的条款，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推行“议会制”，实行多党制；同时片面强调“公开性”和“民主化”，提出要有“无条件的民主”，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权威”、不分阶级、不讲专政，这些措施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弃了党的领导，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社会动乱的普遍发展。

综上所述，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高，就会导致组织涣散，党的事业迟滞，甚至出现公开分裂党和国家的行径，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凡是全体党员干部能够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的时候，全党上下就高度团结，党中央就有权威，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兴旺发达。不可否认的是，政治高度和正确的政治立场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能够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必须常抓不懈。

提高政治站位要坚定党性立场、增强政治意识

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要坚定党性立场、增强政治意识，自觉从党和组织利益出发思考、处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必须坚守党性原则，坚定政治信念，增强政治意识，站稳政治立场”。只有坚决增强党性立场、政治意识，才能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摒弃个人主义，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党性立场、增强政治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政治站位高的同志始终牢记党员身份，自觉从党的立场出发观察、思考、处理问题，把守护党的利益作为不懈追求。邓小平是党性立场坚定、政治意识强的典型。1933年，在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排挤之时，邓小平从维护党和革命整体利益出发，不顾“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压，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大是大非面前不仅不肯作出让步，甚至还旗帜鲜明的进行抵制。曾经叱咤风云、领导过百色起义、担任过红七、红八军总政委的邓小平因此被撤销了职务，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但邓小平依然坚定立场和站位，对南村的同志说：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左”倾领导者）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在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在背负“留党察看”处分、到挑夫连挑重担的情况下，依然坚定跟党走。甚至在行军战斗紧张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主编《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不计名誉地为党为革命工作，不曾有过半点对党和革命的背离情绪，不曾动摇自己的立场、自己的信仰。在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特权阶层，党性观念、政治意识淡薄，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坚定、头脑不清醒，不仅大搞特权、以个人利益对抗党和人民利益，侵占和挥霍了属于整个社会的大量财富，甚至为了维护和攫取更大利益，放纵戈尔巴乔夫由“改革”变成了“改向”，又由“改向”变成了“改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坚定党性立场、增强政治意识是百年党史、世界历史所呈现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历史表明，党员干部如果仅仅关注一己私利、个人得失，一事当前先私后公、私而忘公，那么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就是一句空话，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更是无从谈起，必然会损害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甚至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只有坚定党性立场、增强政治意识，牢记党员身份、明晰党员职责，凡事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利益去思考、处理问题，才能摒弃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才能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人民的关系，才能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作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坚定党性立场、增强政治意识，做到忠诚于党、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皆同党同心同德，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爱党、在党护党；必须自觉增强角色意识、提升党性修养，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始终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始终做到信党、护党、跟党走；必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担当，把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新时代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最根本的政治站位。

提高政治站位要牢记心有全局胸怀大局，增强大局意识

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要心有全局、胸怀大局，自觉从全局角度认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跳出部门框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制胜之道。“周恩来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在博古将红军失利归结于客观原因的情况下，严正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使会议有了正确导向；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为解开博古的思想疙瘩，他又引导博古从打败蒋介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出发，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在张国焘闹分裂时，为团结张国焘北上，主动辞去职务，并尽心帮助张国焘熟悉工作，这些均是周恩来顾全大局、政治站位高的集中体现。同样，在与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时，朱德始终从大局出发，一方面对编入左路军跟随张国焘南下的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战士进行鼓励安抚，另一方面对受张国焘蒙蔽而对中央不满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进行挽救教育，保证了南下红军的团结。在张国焘百般刁难、威逼利诱，要其同毛泽东划清界限时，义正言辞的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苏联的赫鲁晓夫严重缺少大局观念，政治站位极低。为积极营造与巩固权力，置党和国家事业于不顾，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夸大、煽动甚至捕风捉影的手法，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抨击，既未正确评价斯大林在苏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亦未对其错误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分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民众思想严重混乱，爆发信仰危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心有大局、胸怀全局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改革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如果人人只算眼前账、个人账、地方账，就必然会危及长远账、整体账、国家账。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大局意识，就不可能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困难，甚至危及党的生命。反之，心有大局、胸怀全局才能找准、站正、提高政治站位，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布局，自觉围绕大局，主动关注大局，服从服务大局，进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2020年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增强大局意识，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汇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磅礴之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提高政治站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从百年党史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加之“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以至于党的事业总是遭遇挫败。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成熟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但“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张国焘分裂主义、王明不听中央统一指挥均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强的表现。随着革命的实践，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愈加得到全党全军的认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党的七大则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才干和正确方向，时刻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和核心地位，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共同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最终取得了革命、建设的成功。

在苏联，斯大林之后的苏共没有形成众星拱月的领导核心，中央高层勾心斗角，各行其是。特权阶层内部亦形成了层层对上负责的责任制度，每一个人首先具备的不是对党、对组织、对人民的忠诚，而是对掌握自己升迁的上级领导的忠心。由此小团体的利益代替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各行其是、相互倾轧，严重削弱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之戈尔巴乔夫片面强调“无条件的民主”，既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对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也讲民主；又强调绝对民主，不要集中、不讲法律和纪律。极端的民主化使民主集中制破坏殆尽，最终丧失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时刻警示着我们必须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传家宝。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无往不胜。回顾百年党史，统观世界历史，但凡全党上下围绕一个核心高度团结，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党中央就有权威，党的事业就顺利向前发展。但凡少数人不能找准、站正政治站位或政治站位不高，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作祟，就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甚至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党中央权威就会受到削弱，党的事业就会严重受损。由此，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向党中央看齐，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核心意识，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变成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增强看齐意识，在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要求，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向前。

（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日。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④《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⑤《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⑥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⑦李琦：《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