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家庭户小型化的社会意涵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下同）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从统计数据上看，旧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约为5.2-5.4人左右，1953年“一人普”时为4.30人，1964年“二人普”为4.29人，1973年为4.78人，1982年“三人普”为4.41人，1990年“四人普”为3.96人，2000年“五人普”为3.44人，2010年“六人普”为3.10人，2020年“七人普”时只有2.62人，一路下滑，家庭户的继续小型化恐怕是大势所趋。

“家庭户”是指在中国当前的户口管理中，把以家庭立户的，即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的称为“家庭户”，把以“无血缘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人员”立户的称为“集体户”。无论城乡，“祖孙三代共居之家”已越来越少，“两代三口核心之家”是当前主流，老年空巢之家也比较常见。我国家庭的平均人口已经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平均数值背后，是家庭类型的变革。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我们可以想见，在2.62人平均家庭户规模背后隐伏着三人户、二人户、一人户和多人户几种类型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单身家庭户和独居家庭户，这些家庭户离健全的家庭结构都有一定距离，都有较高的脆弱性、风险性和不完整性。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户规模缩减是人口转变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其一，是因为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家庭出现了少子化趋势。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TFR（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以来就一直低于1.5，属于超低生育率，“五人普”时为1.22，“六人普”时为1.18，“七人普”时为1.30。家庭结构核心化（即由夫妻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户占总户比重越来越大），是驱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人口动力。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估计在2亿左右。其二是“单人户”数量的增长，未婚单身青年是单人户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单身人口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其三是受到了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流动范围扩大、流向流量多变的影响。其四是因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代沟”扩大以及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的诉求、年轻人更重视小家庭和两代人分住偏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景象了，代际居住分离已然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空巢青年催生了单身社会、单身文化和单身经济，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人口与社会变革

“空巢青年”（Empty-nest youths）这个词由“空巢老人”演化而来，指的是生活在大城市，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且独自租房的的年轻人。狭义的“空巢青年”特指年龄介于20到35岁、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单打独斗”、远离亲人、独自居住的单身年轻人。2017年以来，“空巢青年”一词开始走红，它是单身青年的自嘲。空巢青年的增加促成了单身社会的到来。空巢青年几乎就是中国年轻一代流动人口的缩影，他们出于个人奋斗目的，告别亲人、故乡和“熟人社会”，涌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举目无亲，成为“生人社会”的一分子，开启新城市人社会化的新进程。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城市以邻为壑的生活割裂了人际关系，年轻人不得不适应孤岛般的寂寞生活，这不利于空巢青年的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

不容忽视，单身人口和社会的出现是一场深刻的人口与社会变革，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进入了这一人口和社会形态。2013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里南伯格在其《单身社会》著作中将“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社会定义为“单身社会”。在1950年代，美国人口中只有22%的人过着单身生活，到2010年代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处于单身，其中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差不多占到了美国成年人口的1/7。独居户数则占到了美国总户数的28%，这一比例据称已成为美国普遍的家庭户形式，甚至超越了核心家庭。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18年中国有超过7700万独居状态的“空巢青年”，根据民政部的数据，预计2021年，“空巢青年”的数据会上升到9200万人。日本的《无缘社会》一书也指出，人们可以轻易地独居生活，可是一旦失去无以替代的关联，事情将变得难以承受，独居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

人是文化的生物，新人口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文化的深层变革。空巢青年的不婚文化遇上丁克家庭的不育文化，将使中国当下的婚姻家庭危机更加复杂、积重难返。这是当今之世重大的社会变革，新生代人口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单身生活方式。据人民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空巢青年”是主动选择独居，其中“想有自己的隐私空间”而选择独居的占比47.5%。“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陪我夜已深，无人与我把酒分”是空巢单身青年的真实写照，寂寞无伴、孤独无依的滋味跃然纸上。不婚不育的单身青年常常三餐率性、经常熬夜、黑白颠倒、生活不规律，导致个体的身心健康透支——例如，空巢青年猝死事件时有耳闻，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宏观上人口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并产生了 “独居老人的后备军”。

时代变了，婚姻-生育-家庭存在的价值开始被一些“先锋派单身群体”所质疑。“结婚不过是一张纸”，这是很多人的共识，而纸里包裹的不一定是真情。一纸结婚证的意义早已不同过往，历史上国人的婚姻还负载着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核心需求，而对情感的需求和满足是当代年轻人步入婚姻的关键指标。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813.1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后，再次跌破900万大关。同时，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

巨大的单身人口催生了单身经济。单身青年人口正成为未来中国消费经济的重要风向标，而从消费特征来看，寻求便利、悦己、精神寄托和自我提升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消费方向。旅游、化妆品、智能小家电、宠物、方便食品和餐饮外卖等行业蓬勃发展，游戏、电竞和短视频也成为了“单身贵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空巢青年”概念诞生之前，光棍节为单身社会代言了多年，市场敏锐的电商借机催生了“双十一”购物节，演变为年度最大的网络购物狂欢节。

空巢青年和单身人口的增加将通过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加剧低生育-少子化进程。生育的主力军没有“投入战场”，而是被隔离在婚姻家庭的围墙之外，中国人口危也。空巢青年的增长固然是社会大转型的一个方面，有其客观规律性，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它给婚姻家庭制度、人心人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口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

无论独居的生活方式有多么自由和精彩，“空巢青年”的未来并不令人乐观，低收入、年龄上升以及婚配的紧迫性和生活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成为空巢青年在独居时代遇到的危机和问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查询到各种信息，可以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并且迅速买到想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在家办公，这为不与外界直接联系、“宅”在孤岛一样的家中提供了便捷的条件。绝大部分空巢青年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并不好，他们的未来很不明朗、很不确定也非常迷茫。

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正在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人口分离化的时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增长是家庭户进一步缩小现象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人口学事实。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16年公布，5年开展一次）当年推测，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已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9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虽最新统计还未公布，但不难看出，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

根据经典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可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夫妻结婚、家庭形成；第二阶段是生儿育女、家庭扩张；第三阶段是子女开始离家、家庭萎缩；第四阶段是子女全部离家、家庭“空巢”；第五阶段是夫妻中一方去世，家庭开始解体；第六阶段是夫妻中另一方也去世，家庭解体。现在随着独生子女成年离家（或上学，或婚嫁，或工作），很多家庭提前进入“中年空巢”，同时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

不争的事实是，当下的中国所见较多的除了三口之家核心家庭外，还有大量的空巢青年和独居老人。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空心化以及家庭人口规模的小型化和个体化，家庭养老的功能已严重弱化甚至到功能全无、名存实亡的程度，家庭养老制度已经或者接近死亡。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更何况过去孝道写在心上，现在却写在纸上，徒叹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终都是中国人的养老终极追求，养儿送终成为传统家庭养老的最后一幕，临终身边无子女者怎么着也说不上是“善终”。无论职位高低、收入多少，任何人都难逃病苦、老苦和死苦，这时候能否有亲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对老人的临终安宁特别关键。但中国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内心对无常充满了恐惧。

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突出，也是最早提出“孤独死”概念的老龄化国家。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2011年起，东京都孤独死的65岁以上老人呈增长趋势，2015年即超过3000人。现在，仅东京都23区，每天就有8.5名老人孤独死。日本一名清洁员每年要清扫370间以上孤独死死者的房间，并整理其遗物。一个日本老人说：“总有一天，我会一个人静悄悄死掉，悲伤而孤独。我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国，死后多日才被发现的独居老人也频见报端。死亡居然是值得期待的日子，72岁孤独离世的湖北罗奶奶这么说：“没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财富、能力和地位都不能保证到了老年能有儿女照顾和老有所伴。在现代社会，老年人被边缘化了，有儿女不在身边似乎也没用。曾经有一户人家有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毕业于名校且事业成功，人称“一门三杰状元府”，但他们的老爸一样孤苦无依。亲人无亲现象更值得关注，亲子之间零交流，即使同居一屋，也没有心灵上的交流，没有精神上的慰藉，“非经济的养老”常常被忽视。在农村，孤独老人往往分散供养，有的委托村委会照看，有的委托亲戚照看，有的只能委托近邻。一些农村老年人自杀事件频发与养老难关系密切。

养老资源不足是中国养老难的最大短板，应不断促进养老的经济资源、社会保障、孝道文化、国家福利、适老型社会环境建立等方面的资源整合

单身青年和独居老人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独居的风险和老年独居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可能单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强一点，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相较之下，独居女性、独居老人的潜在风险可能更大。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要改变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趋势，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和婚内生育率。

孝道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国要打造尊老家庭、敬老社会和爱老国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促使孝道的回归和重建，打造新时期的孝道即仁道的大文化。敬老孝老大环境的建立，一方面，需要继续弘扬传统孝道文化的正能量，在年轻人中提倡“父母老，不远游”“常回家看看”等孝养责任。另一方面，还需要老年群体的社会形象的塑造，不容置疑，一些老年人的道德水准比较差——例如，某些老人的“碰瓷”行为就导致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群产生不信任之感，年轻人遇到老年人在街上摔倒时不敢伸出援手，这是典型的“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事例。所以，越是到老年，越是要重视老年人的道德修养，重视“老有所学”和“老有所教”的相得益彰。所谓“仁者寿”，讲的其实是道德与寿命的关系。2000多年前的孔子说得好：老年“戒之在得”，老年人要学会“放下”，不要在得与失的计较中自寻烦恼。

中国不是缺乏解决养老问题的好思路，而终究因为缺乏养老资源而使得最好的理论设计也不得不沦为“纸上谈兵”，上演一出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剧。养老资源不足是中国养老难的最大短板，包括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养老资源。养老资源是一个大概念，包括了养老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整合。

经济资源是指老年有没有有效的经济保障，这方面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养老金储备不足以及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老年贫困人口规模太大。文化资源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亲敬老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福利性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观念会那么坚固，表现在生育行为上就是有强烈的性别偏好。社会资源包括了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建设滞后于养老需求，所以说，“未备先老”说明的正是社会养老资源的匮乏。政治资源是指国家对国民养老有什么样的责任和担当，是否将养老视为国民的基本民生和权利予以重视，是否有勇气提出更先进的 “福利国家、老年共享”作为有效应对老龄化的社会目标。环境资源的重点在于能否打造“适老型社会环境”和养老住宅，并打造绿色长寿、颐养天年的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家庭户规模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意味深长，我们必须看到家庭户类型的演变方向和分化程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家庭萎缩趋势仍将继续，不可阻挡。坦率说，在中国社会大变革浪潮中出现的人口结构个体化、社会结构撕裂化、家庭结构空巢化之变革趋势可谓一言难尽，与其说是利好的机遇，不如说是可怕的危机，需要国人高度敬畏和警觉。因为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结构决定家庭关系和功能。从表层看，这是家庭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居住分离化和青年独居化的表现；从深层看，则意味着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中国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结构正在逐步改变。

风起于青萍之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至少在人口学意义上，可以断言中国社会已步入“高风险社会”。家国同构，自古皆然。婚姻家庭制度趋向瓦解似乎在警示我们：中国社会的根基在动摇，“一老一少”问题（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以及少子化背后的低生育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归属于脆弱家庭户类别的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和独居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各种能力可能会逐步衰减，国人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及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恐怕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