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时代青年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随着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的发酵，2020年曾被热烈讨论的“内卷”“996”等议题再次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这种舆情似乎显示出工薪阶层（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正弥漫着一种普遍焦虑。即使是在光鲜亮丽的写字楼里工作、收入不错的年轻人，也存在着这种焦虑，其心理和生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连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学生也受到了这种焦虑情绪的影响，他们看不到未来工作对自己的意义，感到迷惘和无力。正如人类学者项飚所提到的，对于当下的“打工人”来说，工作似乎是为了解决物质的贫困，但是它本身却呈现出“意义的贫困”。

这不由得使我们思考，在最近十年中，人们的工作条件、工作过程、工作内容和劳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至于工作的无意义感成为人们重要的心理感受。在笔者看来，新技术的兴起是关键的颠覆性因素。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叠加，在成倍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工作意义的丧失。本文试图通过阐释“内卷”“996”“打工人”等概念的内在意涵，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动力机制，探讨青年人作为能动者改变工作意义贫困状态的可能方向。

工作意义贫困的表现：内容的内卷化、过程的时空压缩与打工人的无组织化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人类生活和自然世界的区别在于人类生活是有意义的，意义使得人类的行为选择具有和动物不同的前提。而所谓意义则是指与人们认可的价值相关联的某种时间结构。换句话说，人类生活的每一刻其实都承载着对过去的觉醒和对未来的参与，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等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便形成了生活的意义。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当人们通过彼此的互动来共享这些意义的时候，社会才得以形成。毫无疑问，工作是人们最重要的追寻意义的行动方式。人们通过工作来获得食物、财富、成就感和尊重，实现自我价值。当前，许多人认为工作除了谋生外已经没有更多的意义，工作呈现出意义贫困的状态，这是劳动异化在新技术时代的典型表现。

首先，工作意义的贫困表现为工作内容的“内卷”。公共话语中的“内卷”主要是指由工作的某种非理性竞争导致的内部消耗和停滞。“内卷”一词本来是借用生物学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的某种停滞状态，最早是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农业经济生活时提出。中国学者黄宗智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14世纪到20世纪漫长历史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棉花种植情况。在一些历史时期，棉花种植的边际报酬几乎为零，但是人们仍然大规模地种植棉花，仅仅是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在黄宗智看来，“内卷”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用“内卷”的概念来描述当下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就是指在特定结构中，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对于工作目标的突破和自我的提升并没有太多意义，工作者只是因为越来越强烈的竞争而不得不去做这些工作内容。这样的工作内容只能给予人最低的谋生意义，而无法赋予更多的创造性价值。

其次，工作意义的贫困表现为工作过程的时空压缩。所谓“996”“715”，表达的就是现在工作者的大部分生命时间都被限制在工作场所的格子间内，从而失去了闲暇时间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可能。这是卡斯特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时空压缩”的极端化表现。其实，工作者时间和空间被极大压缩是资本主义工作的典型状态。但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工人受到更完全的控制，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被精确测量。一些互联网企业为了激励员工更多地留在工作场地，还特别设置了篮球场、健身房、台球室以及食物丰富的食堂等，使得员工的时间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种极端的工作安排导致的最糟糕状况是：工作者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生活和工作的意义，也更难以进行某种与工作无关的宏观议题的思考，他们对公司以外的事物没有更多关心和了解的兴趣。此外，工作意义的贫困也带来了生活意义的贫困，高强度的工作甚至会影响人们的婚姻观、家庭观，导致不婚主义流行。

最后，工作意义的贫困表现为工作关系的碎片化。过去，劳资关系虽然不平衡，但面对资方，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工人组织以及集体行动来建立自己的集体认同和社会归属。但是在新技术时代，工厂呈现为扁平结构，即工作者通过项目和任务进行连接，工作部门之间很难建立密切的联系。许多工人是以类似散工的方式和企业发生联系。例如，快递、快车等行业，工作者之间很难建立如同过去产业工人那样因为在同一生产线上工作而产生的团结和联系。在很多情况下，工人自组织难以有效实现，使得工人失去了对工厂的组织归属和认同，甚至也失去了对工作的认同。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而成为了丧失主体性的“打工人”，极端地甚至会出现“三和大神”那样“佛系生存”的零工者。从这个层面来说，整个产业工人逐渐碎片化，工人的自我认同和集体意识难以建构。因为无法联合，工人的阶级意义感消散，甚至工人的标签都被褪去，代之以“打工人”这样一个“孤独的大众”的概念。

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新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叠加

导致上述工作意义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新技术的应用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要素。新技术主要是指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的信息革命已经使得机器可以在许多情况下代替工人，从而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技术由此成为生产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正如纪录片《美国工厂》片尾所体现的，相比于中美两国制度对劳资关系认知的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换人”对于工厂和工人的深刻影响。当下，“机器换人”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将工人解放出来，实现工人的技术升级。相反，“机器换人”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人类工作意义的贫困，让劳动异化走向极端。

“机器换人”造成工作意义贫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使得工人在失去工作目的的主体性后，还失去了工作执行的主体性。在工匠时代，工人可以决定自己要生产什么，要卖给谁。进入现代化大生产后，生产什么已经不由工人自己决定。尽管如此，至少在工作执行中，工人还可以依靠其不可替代的技能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而在“机器换人”的条件下，大部分工作执行都由机器完成，工人只能成为人工智能的操作员或者管理员，充当人工智能的辅助性工作者，这就使得他们的技能逐渐降级，更难以在执行中找寻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留在工作岗位的工人还算是相对幸运的，因为“机器换人”必然带来工人的裁撤，留给人的工作岗位会越来越少。学者许怡、叶欣指出，机器不但实现了对劳动概念的控制，还替代了劳动的执行。留下来的工人的幸运只是相对的，因为他们不但时刻要面对裁员的威胁，而且在工作执行中也不得不紧跟机器的节奏。这种节奏没有人情考虑和人道关怀，工人的时间和空间不得不被更加精密地安排，工人更习惯于重复，而且是不带有任何技艺感的重复。“机器换人”让工人被迫融入一个庞大的生产体系中，被动地成为其中的“螺丝钉”。

技能降级使得蓝领工人在工作中的退化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再进入工厂工作。近年来，快递、快车、在线服务、短视频制作等互联网相关行业快速兴起。这些行业似乎能给工作者带来更多的自由与创造。但事实上，在大部分领域，年轻人仍然在进行着重复和非关键技术的操作。而且，即使是这样的重复工作也需要百倍的努力，由于技能要求的降低，愈来愈多的人涌入，在机器技术支配工作执行的过程中，每个打工人都可能被随时替代。这就使得这些行业里，无论是工程师、设计师还是文员都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内在的重复和外在随时可被替代的特征，使得白领也和蓝领一样，在自身技能退化的同时，又不得不为了跟上智能机器的节奏以及应对同行的竞争，而不断加大自身的工作强度。

由于工作内容的内卷化，“996”也就变成自然的工作状态，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意义感。工人处于碎片化的散工状态，最终沦为学者邱林川所说的“i奴”。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还与资本的力量紧密相连。在邱林川看来，进入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正逐渐取代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类似苹果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进行数字产品的研发，再通过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来剥削工人以生产电子设备。不仅如此，数字资本主义致力于让消费者“上瘾”，在数字产品上消耗越来越多的时间；并利用消费者获取海量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使消费者在无意识中成为了“玩工”“游戏劳工”（Playbour）。这种新型的资本控制方式，实际上使工人的劳动条件更加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努力奋斗并不能带来自身社会阶层的跃迁。“996”“打工人”展示的其实就是某种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穷人”状态。你虽然不至于饿得没法生存，甚至生活还挺周全，但是你必须为此拼命工作，否则阶层的滑落将会随时发生。结合“机器换人”的趋势，数字资本主义实际上使得工人对资本产生了更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当然，今天的互联网不完全由数字资本主义支配，工人也同样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来进行抗争。而且，如果工人能够健康、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也还是有可能对自己工作意义贫乏的命运进行挑战。当前，面对资本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来自行政、立法的规制存在滞后。促进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的重要目标，“机器换人”以提升效率的大趋势不可避免。同时，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控制和工人的分散性客观上可以消除不稳定隐患，有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秩序稳定。面对算法控制和技术治理，工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力量组织起来，也无法在工作过程中建立集体认同。资方和劳方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失衡。面对互联网大企业，劳方基本没有谈判能力。这并非说劳方因此会得到较差的物质待遇，相反，劳方的物质待遇还会有所提高。资本的秘诀是，它用4个人的工资聘用3个人，却要这3个人去做5个人的工作。结合新技术条件，这种工作安排已经完全可以实现。在工作岗位日益减少的同时，文凭教育却在发展，这也使得竞争日趋激励，如果你不努力向上，那么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淘汰。人们无暇思考这样的工作强度是否公平，也缺少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与资本进行博弈。

总的来说，新技术使得“机器换人”成为可能，追求极致效率的数字资本以及工人自组织的缺失使得工人进入了“内卷化”“996”的状态，工人进入了工作意义贫困的阶段。打工人已经不同于之前的工人阶级，阶级归属难以形成。现在的工人更类似于散工，他们之间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每个个体的工人只能在工作单位之间“流浪”，到了一定年龄，他们就不得不“消失”在工作中，连“996”的资格都没有。可以说，“996”“打工人”和内卷等概念展示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一般工作形态。相较于以前的世代，“Z世代”的压力更大，竞争更激烈，他们处于一种不得不拼命工作，想逃离又无力逃离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后浪”青年的另一面。

事实上，今天更多的人都在进入意义的底层，他们以牺牲生命健康为代价来谋生。在这个“机器换人”的时代，奋斗的叙事逐渐褪色，让工作具有意义成为越来越艰难的事情，如何解决工作意义贫困成为今天的年轻人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工作意义贫困的出路：青年人的生活再造、工人的公共领域和人文教育的回归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工作意义的贫困状态还有没有改变的机会呢？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数字资本主义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必然趋势。但是从日常的视角来看，青年人仍然可以通过对生活的回归来超越工作的“内卷”。在中国，有些年轻人已经逃离了北上广，选择返乡，还有的年轻人选择社区创业，让生活和工作融为一体，这些都展现出某种对意义贫困的抗争。笔者在大理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许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教育融为一体，体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回归。

此外，我们看到在大工厂中，工人们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主动性。他们会交流自己的故事，组织自己的读书会，相互交换信息，分享自己的焦虑和努力，这就使得工人也可以生产出自己的公共领域。笔者在广州番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工人们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建立了“小禾的家”这样的流动儿童社区学习中心，不仅仅是孩子，外来打工妈妈也可以在这里举行读书会和学习各种绘本。在这一公共领域中，不再是娱乐至死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而是“工人生产内容”WGC（Worker Generated Content）。这样的公共领域超越了工厂和单位，直接连接着每一个个体，让他们产生了属于自己的集体认同和空间归属感。

面对工作意义的贫困，显然还应该有某种反精神贫困的方案。在笔者看来，通过各类学习社群，让更多人接受到更优质的人文教育，让他们具备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反思能力也是同样必要的。只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价值，行为才能具备意义。这也正是人文教育的目的——让人成为人。当下，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化学习为普通人提供了接受高质量人文教育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在线共学社群的出现，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满足于意义贫困的工作，而力图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更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工作场景中，蕴含着各种可能的改变方向。针对青年工作意义这一议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我们当然要想办法遏制数字资本的权力，但也应该唤起政府和社会意识到“机器换人”带来的深刻危机。对于个人来说，要让人文的内容进入自己工作场域，重新在择业和就业过程中捡拾意义感，沿着这样的方向，我们才能发现更好的未来。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Berkeley Press. 1963.

②[德]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③[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项飙谈996和异化：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是意义贫困》，青年志Youthology，2021年2月3日。

⑤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及其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⑥许怡、叶欣：《技术升级劳动降级？——基于三家“机器换人”工厂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

⑦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