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惟谦 乃致高远

蒋琬，字公琰，三国时期蜀国著名政治家，与诸葛亮、费祎、董允并称“蜀汉四相”。在蜀汉后期政坛上，蒋琬的名气似乎不如八次伐魏的姜维，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对蒋琬的描写也是寥寥几笔。但实际上，蒋琬是诸葛亮指定的第一接班人。诸葛亮曾言：“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治国有方，且品行高洁、托志忠雅、心胸宽广、任人唯贤，与姜维、费祎等人共同辅佐刘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堪称国家的中流砥柱。

社稷之器 治国良才

年少时，蒋琬聪慧过人、勤奋好学，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与表弟刘敏闻名乡里。起初，蒋琬在荆州担任书佐一职，也就是个撰写公文的小吏。赤壁之战后，刘备趁势夺取荆州，广纳贤才，扩充实力。蒋琬终于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与庞统、马谡、马良、向朗等荆襄名士一同投奔刘备，开启了为蜀汉鞠躬尽瘁的辉煌一生。

蒋琬随刘备攻占蜀地后，被任命为广都县县长。做这样一个小官，蒋琬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了，无法施展才干，便郁郁寡欢，整日饮酒、不理政事。一日，刘备、诸葛亮前往广都县游览名胜，蒋琬仍和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无法出门相迎。刘备勃然大怒，认为蒋琬是个尸位素餐、只图享乐的昏官，要将其下狱处死。诸葛亮急忙劝谏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用“社稷之器”比喻蒋琬，可见诸葛亮坚信他日后必会成为治国之能臣，绝非仅能治理方圆百里的人才。至于饮酒一事，诸葛亮解释道：“蒋琬处理政事是以安抚百姓为本，讲求务实，喝酒恰恰说明他不尚虚华，不追求外在的虚荣，恳请主公对他重新考察。”刘备十分敬重诸葛亮，便下令不给蒋琬治罪，只免了他的官。但很快，蒋琬还是被重新启用。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丞相诸葛亮将蒋琬调入中央，任尚书郎。蒋琬虽官阶不高，但勤勤恳恳，办事周到。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特召蒋琬入相府担任东曹掾，后又举荐他为茂才。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之际，蒋琬作为参军随行，主要负责军队后勤保障。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心北上伐魏，驻军汉中，命蒋琬与相府长史张裔一同留守成都，后张裔病逝，蒋琬便继任长史一职。诸葛亮北伐数年间，蒋琬不仅将相府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为大军筹划、转运粮饷、补充兵源，使诸葛亮无后顾之忧。蒋琬办事得力、恪尽职守，深得诸葛亮信任，常常夸赞蒋琬：“忠诚儒雅，是能与我一同辅佐君王、复兴汉室之人。”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北伐大业尚未完成，诸葛亮就已积劳成疾。临终前，刘禅派人前来探望，询问何人能接替他。诸葛亮回答道：“蒋公琰是合适的人选，能当此大任。”此后12年，蒋琬的确不负重托、尽职尽责，先后担任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等职，进一步巩固了蜀汉政权。

“安民为本”是蒋琬主要的治国理念，他一方面延续诸葛亮时期的战略思想，联吴抗魏、屯军汉中，力保边境安宁；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减少主动进攻、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弥补连年征战带来的创伤。鉴于北伐多年毫无进展的事实，蒋琬提出沿水路东进，袭击魏国上庸、魏兴二郡的方略。可天不遂人愿，在此期间，蒋琬旧病复发，加之朝中大臣多有反对，只好作罢。

延熙七年（公元244年），壮志未酬的蒋琬病情恶化，自知时日无多，便举荐费祎接替自己的位置。两年后，蒋琬病逝，谥号为“恭”，葬于绵阳市郊西山。

雅量容人 虚怀若谷

蒋琬之所以能在危难之际从诸葛亮手中接过匡扶汉室的重任，与他宽厚待人、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不无关系。在与同僚相处的过程中，蒋琬以大局为重，谦恭下士，能容人之过、听人之言，办事公私分明，气度不凡，彰显君子风范。

蒋琬被诸葛亮指定为接班人，掌管蜀汉军政大权，能力毋庸置疑。但有人看到蒋琬仕途顺利，位极人臣，很是不服。诸葛亮去世后，长史杨仪率蜀军撤回，后又平定魏延叛乱，自觉功勋卓著，便目中无人。当他看到蒋琬官位在自己之上时，心生忌妒，时常口出怨言，甚至还对费祎抱怨，说自己后悔当初没有降魏。不料，费祎将其告发。刘禅得知后大怒，将杨仪逮捕入狱，准备斩首。蒋琬和杨仪都曾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二人共事多年。在处置杨仪一事上，蒋琬没有乘人之危，反而展现出非凡的雅量。他面见刘禅，替杨仪求情道：“杨仪确实犯了重罪，但他毕竟是追随丞相多年的老臣，也曾立下很多功劳，不应被杀掉。可以免去他的官职，贬为平民。”刘禅觉得蒋琬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今四川省绵阳市郊外的蒋恭侯祠门前，有这样一副对联：“小心自可襄诸葛，大度尤能恕二杨。”这是对蒋琬一生功绩和道德情操的真实写照。“二杨”指的是东曹掾杨戏和督农杨敏。二人同为蒋琬的下属，能力出众，但对自己的上级蒋琬却总有微词。对此，蒋琬并不计较，而是雅量容人，以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们对自己的意见。

杨戏曾担任督军从事、相府主簿等职，由于办事公正，颇受蒋琬赏识，被提拔为东曹掾。但他性情孤傲简慢，平日沉默寡言，即使与人交谈的时候也不愿表达自己的见解，更不会无故赞美他人。蒋琬曾多次找杨戏议事，但杨戏总是默不吭声或闭门不出，这让蒋琬很是难堪。有人看到杨戏如此对待自己的上级，便向蒋琬告状道：“每次您与杨戏交谈，他都十分怠慢，表现出傲慢无礼的样子，这哪里是对上司该有的态度啊！”蒋琬听后，平静地回答道：“人心各不相同，就如同每个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若是表面顺从，怕得罪人而口是心非，阿谀奉承，私底下却说别人的坏话，这是小人的行径，应当引以为戒。杨戏当面赞扬我，就违背了他的本心；倘若公开反对我，又担心影响了我的声望。因此，他只好沉默不言，这恰恰展现了其为人正直的一面。杨戏真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蒋琬非但不责怪杨戏对自己的诸多不恭敬之举，反而肯定了他，比以前更重用他。后来，杨戏担任了南中郎参军、护军、监军等职，成为蜀汉重要的官员。蒋琬去世后，姜维主政，杨戏的老毛病没改，经常在谈笑间讥讽自己的上级姜维，表达不满情绪。姜维可不同于蒋琬，他将杨戏的所作所为一一上表朝廷。很快，杨戏便因此被贬为庶人。由此可见，蒋琬度量之大非常人所能企及。

杨戏不愿与蒋琬交往主要是性格使然，而督农杨敏则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蒋琬。杨敏只敬重诸葛亮一人，常常明目张胆地与蒋琬作对，甚至散布流言，对蒋琬恶意毁谤。他在众人面前宣称：“蒋琬能力平庸，办事十分昏聩，与前人（指诸葛亮）相去甚远。”杨敏狂傲的言辞招致许多官员不满，纷纷请求蒋琬对其严办。可蒋琬却不以为意，对主张惩罚杨敏的官员说：“我确实能力不及前人，这没有什么可否认的。”此话一出，身旁的官员多不解其意，又询问蒋琬：“您是何事办得糊涂？”蒋琬对众人说：“杨敏所说的不如前人，就是指事情办得不到位，处事不当便是糊里糊涂。为什么还要问呢？”听此言，众人无语，蒋琬也就没有对杨敏再追究责任。

后来，杨敏运送粮草不力，贻误战机，获罪入狱。众人都觉得他此次凶多吉少，会被处死。但蒋琬秉公执法，丝毫没有受先前杨敏侮辱自己之事的影响，甚至还在刘禅面前替他说情，使其免于重罪。面对下级官员对自己的非议，位高权重的蒋琬既不恼羞成怒，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听取意见、自我反思，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此种雅量和胸怀，实属难得。

谦恭仁厚 有容乃大

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蒋琬对他人宽容，不意味着放纵自己。其实，在诸葛亮挑选继承者时，蜀国不乏能力突出的文臣武将，但杨仪心胸狭隘、不能容人，魏延自恃功高、骄傲自满，姜维资历尚浅、不能服众。相比之下，蒋琬忠心耿耿，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没有致命的缺点。据《三国志》记载，当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后，蜀国朝堂上下人心惶惶，蒋琬身为百官之首，既没有流露出忧虑的神情，也没有因大权在握而得意忘形，言行举止与平日无异。众人看到蒋琬临危不乱、不骄不躁，都十分叹服。蒋琬谦虚谨慎、宠辱不惊，真正做到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蒋琬的宽宏大量，是其能够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蒋琬宽大为怀、待人以诚，能够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对于自己的不足，也能坦然面对、择善而从。在自己不擅长的军事领域，蒋琬先后提拔了众多良将——他对姜维精心栽培，信任有加，擢升其为辅汉将军，封平襄侯，后又任命其为镇西大将军，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而对王平、邓芝、马忠等将领，蒋琬也各取所长，分别委以重任。有史料称：“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蒋琬记人之善、忘人之过的背后，是他顾全大局，一心为公的拳拳之心。面对争权夺利的杨仪，蒋琬以稳定政局，安抚人心为先，宽恕了他；面对杨戏和杨敏这样的下属，蒋琬的宽容则是希望群臣和睦、同仇敌忾，把国家利益摆在了首位。古往今来，像蒋琬这样有雅量者不在少数。战国时期，赵国大臣蔺相如智勇双全，被封为上卿，大将军廉颇心中不服，对其百般刁难，而蔺相如以国事为重，刻意回避，最终廉颇负荆请罪，二人成为刎颈之交，共御强秦；明代忠臣袁可立重用武将毛文龙，却遭其忌妒、弹劾，为稳定辽东局势，他豁达大度，先后7次请辞。君子量不极，胸吞百川流。有雅量者治国，实为国之幸事。

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对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容人之长、恕人之短，还要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这样才能摆正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切实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为人民服务的大道上行稳而致远。

（作者简介：张淦，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