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影视作品为何成“爆款” − 《人民论坛》 − 党刊推荐 − 文库 − 宣讲家网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影视剧作为流行艺术形态，也是文化释意的载体。以唱响主旋律、提升凝聚力为使命的影视剧（即正剧），天然地具有历史展演的厚度，引导主流价值观整塑。正剧发挥其传播引导力、影响力，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不是简单地传授、宣教即可完成。在传播环境日益复杂、价值观趋于多元的现今文化社会，如何最大程度地通过美学艺术表现促进内容要义理解、激发心灵感悟和情感共鸣，唤起向善向上的内在自觉性，是文化传播提升社会效果绕不开的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献礼剧《觉醒年代》热播，收获了公众赞誉。近期，电影《长津湖》引发观影热潮，上映11天，票房已达41亿，打破多项中国影史纪录。分析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涵及其艺术特色，可以为回应这一挑战性问题带来启发。

“极简”结构与内容叙事的时代感，激发观者内心深处的观看情致，在文化思想和审美意趣上唤起跨时空共鸣

影视作品是一种内容产品，也是一种叙事方式。影视剧作为“混合时空的艺术”，精彩的内容叙事风格或如流水行云，或如通幽曲径，能够把内涵思想、价值观展现得合情合理，易于理解和接受。从需求—满足理论的接受者角度看，作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与观众的欣赏逻辑不无关系。而创作打动观者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叙事好看程度，即文化内涵的书写是否具有时代感。二是主题相关程度，即其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否能与当下的理念、诉求相连通。正剧展演历史、生活事件，展现人物精神，若思想观念的释意、传达脱离当代观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便容易导致观者欣赏疲劳、麻木或情感疏离。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回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极寒天气、严酷形势，以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保家卫国，赢得长津湖战役胜利的一段史实。《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起始，采取断代史式的表述方式再现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革命故事，立足于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阶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历程，回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这些历史，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未曾经历过战争洗礼和艰难岁月，且处于开放文化环境中的观众来说，让历史真正打动他们，必须激发其内心深处的观看情致，在文化思想和审美意趣上唤起跨时空共鸣。

从整体结构和内容叙事上看，简洁清晰、故事性强、不注水不拖沓，《觉醒年代》《长津湖》的艺术展现方式与喜欢听故事、桥段，崇尚极简主义的当代流行文化欣赏意愿相匹配，使得整个影视剧好看也易看。其中，《觉醒年代》剧情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将叙事划分为三大板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每个板块着力聚焦某一历史场面、某一关键情节或某一文化场域，包含了思想文化风起云涌等社会真实的这一段历史极其复杂，但剧本的整体结构安排主线清楚详略得当，并辅以画外音配合类似版画形式的淡出淡入手法间隔、推进，将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现得有点有面、连贯而清晰，这种叙事脉络现代大众很容易接受。

在三大板块划定之下，每个板块中大叙事导引小故事，小故事间环环相扣，交叉建构、精雕细刻，取悦于大众的听故事偏好，构思与演绎也很具现代观者“眼缘”。如剧情包含蔡元培、陈独秀任职演讲、师生争议评判、聘任教工会议等故事情节，在双方一次又一次的正面交锋中，充分展现新旧思想文化的对立、冲突，以及并存、竞合的复杂性，既突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又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思考。这种简洁的结构、明快的节奏、清晰的主线、无注水感的故事讲述，满足了人们回顾和思索历史文化议题的流畅感，也呼应了当代观众一气呵成的“刷剧”习惯。

人物“弧光”将国家民族意识中的精神气质外化于世，让更多人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呈现于影视人物塑造中，就被称作人物“弧光”（Arc）。它是一种立体化呈现人物的艺术方法。美国著名剧作者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的编剧理论认为，“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性格真相，而且还在其讲述过程中展现人物内在本性中的弧光或变化”。以写实为特点的正剧在走上银屏之前，由于观众对人物、事件已有初步了解，对故事结局也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相比于虚构内容，正剧天然缺乏人物悬念因素，人物塑造可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带有更多局限性。如何在不损害生活原貌的基础上使人物更具戏剧感，无论对于文本创作者还是表演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深入人物成长过程，细腻挖掘其内心情感，完善剧情表达的合理性，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弧光”，并愿意接纳其所携带的思想文化内涵，比照现实、关照真实的人生。

《觉醒年代》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便体现了这种特点。其中，陈独秀形象的“弧光”通过他的三次思想转变得到了自然显现。第一次是他放弃北洋政府和社会改良，致力于启蒙民众的转变。第二次是他反对旧文化实践新文化的转变。第三次是他从“十年不谈政治”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转变。“弧光”的闪耀交织着多层次冲突，剧中打造了陈与辜、陈与蔡、陈与李、陈与胡、陈氏父子之间思想观念、文化选择、情感冲突等多种矛盾，循序渐进地展现出一个新文化革命的先驱者，最终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深刻现实性。

如果说陈独秀的人物“弧光”展现还带有内隐特点，需要观众用心去发现，那么围绕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弧光”则可称之为一束耀眼的高光。《觉醒年代》突出了他们作为青年先锋人物的鲜明个性特点：独立、刚毅、血性、果敢，坚强、不屈。剧作所着力描写的陈延年，信仰坚定、明理而勇猛无畏，又带着少年人的率真和崇拜心理。围绕勤工俭学、爱情抉择、父子矛盾三条线索展开的陈延年形象活泼而立体，还原了少年英雄不平凡的青春与人生，而他初出茅庐的热情无畏又有叛逆的性格特点，与普通当代青年人的特点又何其相似，这是该人物形象在年轻观众群体中产生强烈共鸣原因之一。随着剧情的展开，两兄弟不断深化他们对社会、家庭、情感、责任的认识，在不断成长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为之奉献了青春与生命，展现了革命者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的幸福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坚定与崇高，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和历史作用。

《长津湖》也讲述了英雄成长的故事。影片中青年战士伍万里这一形象的塑造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参军、入朝、血战长津湖这一过程中，通过勉强被连长哥哥接收，不会与战友相处并负气换罚，冲上战场显示投弹“绝活儿”等戏剧冲突，集中刻画了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的轨迹。从一个热情勇敢又棱角分明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到为祖国而浴血奋战的勇士，人物性格在剧情推进中升华，“弧光”在人物成长中闪耀。个体叙事承载着历史的宏大意义，饱含人情人性之暖的抒情、写实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对照，强烈地激发起观众的共鸣。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在评论影视作品的美学艺术时指出：“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在新媒体传播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英雄情结既源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自觉和传统养成，亦可归因于媒介作品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和推广。大胆、富有激情的艺术创造，能够将内在于国家民族意识中的精神气质通过典型人物的“弧光”外化于世，进而升华凝结在英雄形象中的永恒精神，让更多人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力量，留下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受到教育与激励。

正视和处理好艺术的“真实美学”问题，是文艺作品获得丰润艺术质感的必要之需

作为一种历史观照，正剧无论是讴歌壮丽美好的当代生活，还是回溯风雨如晦的红色年代，都不能回避艺术写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即必须正视和处理好艺术的“真实美学”问题。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电影艺术理论认为，真正的艺术“不分割世界”“不破坏自然的统一”，包括对象、时空和叙事表达的真实。

人是社会性的。深究正剧真实性的来源，与人物个性的精心塑造有关，更与人物所展示的时代共性相联系。讲述血雨腥风的革命史，刻画器宇轩昂的英雄人物，亦不可脱离时代和生活的真实作想当然的合理推断。真实性方面的问题常见于如下的情形：其一，主人公形象突出，但配角、次要情节的配合脱离现实。其二，主角形象光辉、高大，但有的“气概”有余“性情”不足，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嫌。其三，对历史、人物仍缺少客观严肃的对待。其四，专注于宏大画卷的展示，细腻之处经不起推敲。保守、史识的缺乏、片面性、崇拜态度以及对欣赏对象的选择性忽略，都是导致正剧缺乏观众缘的原因，观众也因而达不到通过正剧“体验历史”的心灵感应。史实的书写不能背离历史的客观性，消减真实性缺陷是文艺作品获得丰润艺术质感的必要之需。

《觉醒年代》着力打造的两位主人公形象：李大钊和陈独秀，其性格塑造都尽力展现生活化的一面，将先锋人物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不但没有造成人物形象的“降格”，反而增添了观剧的新奇感和亲切感。人们感动于李大钊的平易与无私，有人将陈独秀的幽默言行做成表情包，表达出对剧中人物的喜爱与肯定。

陈独秀的出场就很带戏：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抢李大钊的饭吃毫不拘礼，不为自己辩白还遭到了爱国留学生的一顿教训。随着剧情的铺展，人们看到，这一“新文化运动”的领军者，并不是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严肃偶像，而是饱含生活的色彩和温情，是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这一个”：他作为家长，与常见的说一不二、暴脾气的长辈并无二致；他作为大学教授，和学生们拥戴的老师一样，机智、调皮、带着孩子气……一帧帧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活现出历史回忆录中陈独秀个性的自由、豪放、热情与无拘无束。放得开的生动刻画，艺术地再现了陈独秀“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的一面，使之摆脱了简单、扁平、脸谱化的窠臼，对于青年观众来讲，这一典型形象亲切生动，格外“抓人”。

《长津湖》所塑造的志愿军英雄群像，堪称“惊天地泣鬼神”。但无论是伍氏兄弟“平民化”的情感表达，还是雷公哼唱的《沂蒙山小调》，都给人以平易自然的亲切感。即便是说起这场战斗的重大意义，指导员梅生也只用了“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这样朴素的表达。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些看上去朴素寻常的战士身上，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激情与力量。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源自平凡。恩格斯在谈到文艺的历史品格时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严肃客观地再现历史，将典型人物放置于社会、事业与家庭的生活大舞台上，展示他们融入现实的平凡、质朴一面，这使历史的重现更为逼真，文化内涵更易自然而然地抵达观众内心。

优秀正剧将根植于历史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理念连在一起，抒发家国情怀激发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动力

爱国主义是正剧思想文化表达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而带有普遍性的共有文化经验和集体记忆，是观众跨越时空建立认同的基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中，家和国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对于个体和群体权衡轻重、得失及其行动选择具有指导意义。通过人物事件抒发家国情怀，一部优秀的正剧能够将根植于历史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理念连在一起，激发观众爱国主义情感。

《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英勇、坚强、果敢，具有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正剧对于这一主人公的塑造，不仅聚焦于重大事件中的人物言行，更浓墨重彩于他对家庭、学生、工友的深情与热爱，围绕人物浓浓的家国情怀书写感人至深。种种生活化的场景，将多种角色的内心喜悦、家庭生活的和谐美好、人物品格的质朴深沉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英雄对家庭、家人和劳苦大众的无限深情。

除大量生活细节的描摹之外，剧本也围绕李大钊这一典型人物展开了以家国为核心的多种关系叙事，包括父子、夫妻、朋友、师生、阶级兄弟关系等，使爱国主义内涵得到了多维度传达。这部剧也注重通过家国冲突讲述小大之义，深化观者对人物“大爱”的感悟。如李大钊对有困难的工友总是倾囊资助，却无法满足孩子们并不过分的小小要求，但欣慰的是，妻子的体恤总能为他解围。家庭冲突的解决和伉俪之间的理解与默契，使爱国主义的表达愈加动人。

《长津湖》展现个人—集体—国家民族的关系，表达了家国同构的历史观。在激烈严酷的战斗中，杨根思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毛岸英在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梅生书卷气质，爱家庭，本已退伍，却蹬车十几个小时归队奔赴战场。从他们的故事里，观众可以读出这样的内涵：热爱和平，反抗侵略，保家卫国，义无反顾。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家、国、人类之爱同源共体，英雄的奉献和牺牲，不仅是为保护家庭，维系幸福，更是为了人人之家、国之大家。家国深情的交织融汇、尽情抒发，让普通人通过正剧更深刻体会到人物崇高的精神品格，爱国主义得到了朴素而有力的注解，熠熠生辉！

镜头语言、文化意境与想象的延伸，有助于催生公众对文本内涵理解的文化自觉

内容需要形式来体现，传播方式影响传播效果。通过镜头的表现力影响接收心理，是影视艺术赢得认同的一种独特之道。学者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论述电影艺术认为，技巧系统与情节/叙事系统相互作用，能够建构风格，影响观众认知。其中，技巧系统包括场面调度、电影摄影、剪辑和声音等“格式的、意义深长的”运用。正剧题材严肃内涵丰厚，欲使其深意为公众普遍理解和接受，非灌输式的宣教所能及，亦非是单纯取悦大众的问题。近年来，一些正剧借助商业化与娱乐化因素的灌注增加观赏性，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何通过恰当的艺术手法为正剧创造富有特点、引人入胜的文化意境，帮助观众在获得感官满足的同时，超越眼前的审美享受，觉解文化思想的深意，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文化知识的考察，也是技术功力的检验。

法国先锋派电影理论将诗意作为艺术性的首要追求，并认为精品的诞生唯有通过影像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才能表现出人或物的内在精神和生命意识。这部分呼应了中国学者冯友兰关于人物的文化境界之说。冯友兰将人生文化境界划分为四种类型：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普遍存在的两种精神状态，反映了人类共有的存在意识与逐利欲。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以有利于集体、社会和他人为基本原则，是精神层次的升华，可以使普通人达至高尚。正剧的主人公境界大致可划入后两种精神层次。若影视作品能够通过镜头运用，形成独特的艺术表达机制，深入到具有中国特质的审美文化意境之中，则不仅能够增加美学形式上的表现力，更有助于催生公众对文本内涵理解的文化自觉。

从观赏角度看，在文化意境的打造上，《觉醒年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镜头语言可圈可点，主要表现于几个方面：一是文人雅趣的意境勾画，将叙事的目的性自然合于中国特色传统美学；二是夸张、隐喻、象征等多种文学手法综合运用，强化艺术渲染，表现时代背景、激发情感共鸣；三是类电影混合蒙太奇的运用建构叙事逻辑，抒情达意延展想象；四是戏与书互述，用影像还原文学经典，用名篇佳作为艺术赋格，内容主旨表达更为集中、鲜明。

文人雅趣的意境勾画，将叙事的目的性自然合于中国特色传统美学。如陈独秀与钱玄同初次见面的这场戏，朴亭、飞雪、红梅、诗酒……镜头的美，艺术地烘托出志同道合者相见恨晚的兴奋，文人雅趣，自然引发传统美学欣赏的共情。“三顾茅庐”这场，白雪飘飘中蔡元培风尘仆仆默默守候，小楼陋室之下，旁观者以写生入画，完成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诗意抒情。

夸张、隐喻、象征等多种文学手法综合运用，强化艺术渲染、表现时代背景、激发情感共鸣。《觉醒年代》的开篇，短短两三分钟的镜头中出现了几种意向：骆驼商队、身着清朝服饰的女人、马车、独轮车、道路、车辙。骆驼商队与女人的擦肩而过突兀夸张，给人以流动开放与闭关锁国的反差印象，表征时代的动荡与混乱。马车与独轮车的艰难行走，象征着摆脱“旧道路”，革命势在必行。开门见山，镜头中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时代背景脱颖而出，为表达觉醒抗争推翻“旧制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主题作好了铺垫。

通过隐喻手法交代议题，传达思想，刻画人物内心，展现精神品格，也是《觉醒年代》镜头叙事的一个鲜明特点。当陈独秀站在上海震旦学院的讲台上发表关于《新青年》的创刊演说时，特写突出了“攀爬在话筒上的蚂蚁”。有评论指出，蚂蚁，也可以称为蝼蚁，代表着最底层的人民，蝼蚁攀爬到话筒上，预示着虽然当时的人民不论是地位，还是力量都极为弱小卑贱，但人民的声音正在被挖掘，人民的声音必将是历史最有力的发声。蚂蚁的再一次出现场景是陈延年兄弟在码头扛活间隙，取出发霉的干窝窝头充饥。哥哥发现碗中有一只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其放生。此处，镜头无声胜有声，一个不屈于黑暗向往光明、心系苍生、对弱者充满悲悯与慈爱的青年，一下子矗立在观者面前，放射出超越时空的光彩。

类电影混合蒙太奇的运用建构叙事逻辑，抒情达意延展想象。有“电影的灵魂”之称的蒙太奇，是影视剧独特的艺术标签。通过蒙太奇复杂多样的组合方式，影视作品可将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声音联系在一起，增强艺术感，深化作品主旨内涵。《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的出场，大多采纳了多种电影蒙太奇的剪辑组合手法，青年毛泽东顶风冒雨，沿着长沙街道一路奔跑，途经之处，多种蒙太奇画面内涵丰富，长沙乃至时代中国的百态世相如生展现，无声地烘托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紧张时局、风云变化，以及英雄、伟人力挽狂澜的历史作用，其镜头艺术表现被点赞为“堪称该剧当中一段诗歌式的内容”。展现出虽道路曲折但前程光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苦难中的中国民众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改天换地的历史伟业！叙事与表意蒙太奇的多重组合，不仅交代出背景，也延展了信息含量，锐化了影片所承载的思想内涵。

戏与书互述，用影像还原文学经典，用名篇佳作为艺术赋格，内容主旨表达更为集中、鲜明。《觉醒年代》有意将文学描述情节做立体化成像，加深观众的理解。文化巨匠鲁迅出场前的“人血馒头”一段戏，题材就取自于作家本人的白话小说《药》，剧中将这一场景以合并重组的方式与剧情相关联。耳闻目睹，照相式的转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悲剧的直观印象，给观者心灵以重击。

名篇佳作语言的直接引用，在剧中发挥出直抒胸臆、畅快说理的作用。如李大钊的《青春》被反复吟咏，深化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人类前景的主题思考。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社会的种种行动里，青年人诵咏《青春》，表达他们超越凡庸追求理想人生境界的渴望。语言文字的精彩与剧情叙事相互关照，为观众重温经典、提升认识开启了途径。

戏与书互述，该剧还注重撷取“五四”相关史料细节，在真实的基础上强化夸张的艺术处理和想象。如黄侃每课之前必先骂胡适以赞古文之美；辜鸿铭嘲笑胡适念诵《荷马史诗》发出了“英国下等人的口音”，并用古希腊语傲娇地示范朗诵；钱玄同激陈废除汉字的主张遭到同人非议等。基本情节皆出自于史料的细节记载，这为剧作增添了历史文献般的气质和观赏情趣。

面对新时代文化大众，正剧需以更富有活力的艺术表达凸显历史文化的价值特质

正剧传播，归根结底要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和激励作用，增强文化思想的凝聚力。通过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手段，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观众，释放、激发并唤起作品所孕育的正能量，是正剧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在熟悉与了解观众的基础之上，以具有表现力的艺术创意增强时代群体的收视新鲜感，吸引多元文化个体愿意投入其中，感受历史、理解人物、体会境界与情怀，正剧传播能够掷地有声、春风化雨。

总体而言，《觉醒年代》《长津湖》等正剧的文化内涵释意和艺术表现能够给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创作带来启发——其将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详略得当的结构安排、言简意赅的内容叙事和富有生活质感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弧光”之下典型人物栩栩如生，场景意境流动着民族优秀文化的独特气质，剧与书互述，英雄品格和思想主旨表达合情入理，家国情怀的唤起质朴亲切，这为主旋律影视剧作品提升文化吸引力，取得激励人、引导人的传播效果积累了经验。

更进一步，它亦可启发文化工作者深化对于艺术创作和新时代文化大众关系的思考。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观众，是“用户”而非“受众”，观众不失文化群体的传统共性，又强调时代个体的独特感觉。尊重大众文化审美需求，既不能一味迎合迁就流行口味，又要重视文化个体的接受体验，这就要求文艺创作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回应时代，开放地突破定于一尊的美学概念和固化模式，积极引入技术、文化、平台等新元素，下大力气打开历史与现实融通的渠道。以富有活力的艺术表达凸显历史文化的价值特质，让文艺作品与时代主旋律比翼齐飞，创作者和观赏者更能达及心灵的共振与力量的交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学研究室主任、教授）

【参考文献】

①孟威：《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②[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机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佟婷、王幼仪：《电影剧作理论与技巧》，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匈]贝拉·巴拉兹著，何力译：《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

⑤[法]巴尔扎克著，艾珉、黄晋凯选编，袁树仁等译：《〈人间喜剧〉前言》，《巴尔扎克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⑥[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

⑦魏弋凡：《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及转向的原因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1期。

⑧[美]戴维·波德维尔、克里斯琴·汤普森著，史正、陈梅译：《电影艺术导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⑨胡星亮：《西方电影理论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⑩孟威：《互联网传播中的“受众主体性”》，《青年记者》，2019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