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话语权丧失的历史教训及其警示

苏共话语权丧失的历史教训及其警示

【中图分类号】D351.2    【文献标识码】A

苏共的国际话语权是随着苏联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开始增强的

苏联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它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一条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求建立一个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政权。苏共有一套与资本主义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它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曾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产生过重要影响。

俄国的十月革命导致了俄国结构性的变化。革命使普通人获得了广泛的机会,革命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同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俄国革命的道德因素也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人道主义精神、启蒙的价值观、进步思想背道而驰。当时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认为,正是俄国革命展现出了一条通向几乎已经毁灭了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社会平等、公正、新的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因此,俄国革命被接受,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苏维埃俄国生活中出现的很多东西本身也吸引着从外部观察局势的人。当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解放妇女、使她们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生产、在各方面都平等的方针时,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高的热情,因为苏维埃俄国第一次把西方知识分子谈论的性别平等变成了现实。

苏联对文化和日常需要的投入从1932年的83亿卢布增加到1937年的308亿卢布,增加了2.7倍。①1920年到1940年期间,苏联的扫盲使国内6000万成年人能识文断字,很多地区、边疆、州都实现了全部识字。总体来讲,全国成年人识字率达到了90%。②这些成绩令世人瞩目。而且苏联在社会保障方面,如在居民的疾病防治、母婴保护、日常卫生保障、劳动保护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都引起了西方进步人士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有人从西欧和美国到苏俄学经验,对母婴保护、少年犯的再教育和社会化、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科学组织问题的解决很感兴趣。

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在国际上的道德影响大。但由于处于当时的国际体系之外,虽然也参与一些国际事务,但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不强。20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国际话语权开始增强。1932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苏联改变对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的态度,参加国联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并提出了普遍彻底裁军的具体措施。1933年又向国联裁军会议提出关于侵略定义的宣言草案。尽管国际安全会议裁军委员会同意苏联的基本思想,但迟迟不提交大会通过。但苏联政府通过外交行动使侵略定义具有国际文件的效力,最后有10国签订了侵略定义公约。1933年苏联还首先提出了反对法西斯威胁的欧洲集体安全思想,同年又与美国建交。1934年苏联受邀加入国联并担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20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在击溃法西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重新提高了它的道德威信,而且达到了以前没有达到的高度。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美国、英国、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所做的安排。该体系的主要制定者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苏联作为雅尔塔体系重要机构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获得了国际规则赋予的在国际舞台上捍卫自己利益和表达自己主张的话语权。苏联在战后的一些国际会议上就很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如关于裁军问题,在战前参加国联会议时就曾提出过。1946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原子能委员会会议上,就建议缔结关于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国际公约;在1946年12月3日,苏联提交第一届联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建议中提出,应通过关于所有国家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的决议,决议草案中强调:“实施裁减军备决议,应将禁止生产和使用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列为首要任务。”1949年9月,在第四届联大上,苏联提出了签订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建议,在第五届联大上重申此建议;在1951年11月的第六届联大上,苏联在重申以前的建议外,又提出了取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允许在别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等要求。此后缔结裁军和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公约的决议草案、建立欧洲无核区等主张成了苏联始终不断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美苏进一步达成协议,确认双方的平等地位和同等安全。此外,苏联还对全欧安全和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直到苏联解体前,维护世界和平、裁军和限制核武器都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倡导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规则性建议。缓和、裁军、撤军、不干涉是当时苏联所握有的重要话语权。

苏联还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各种援助。仅就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来看,1955-1964年,苏联对外经济援助的总额为39.88亿美元,军事援助25.66亿美元;1964-1982年,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苏联援助力度增大,经济援助总额为127.62亿美元,军事援助447.85亿美元。

苏共在国内及国际上话语权的提升,是与其经济实力的增强相伴随的。经济成就是其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国家实力越强,在国际上的影响越大,话语权就越大。十月革命及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面对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1924年国家的农业生产就达到了战前1913年的水平。1925年国家的工业生产也达到了战前1913年的水平。布尔什维克党转向新经济政策,也使一些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改变了态度,转换路标,提出了回国为布尔什维克服务的问题。“路标转换派”的领导人乌斯特里亚洛夫当时指出:“这是俄国爱国者的责任”,因为正是苏维埃政权是“俄罗斯国家重建的强大的、不可阻挡的因素”。③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苏联在世界上的威望进一步提升。苏联也正是在这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但在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使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威望受到极大损害。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击溃法西斯中所起的作用,重新提高了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威信,巩固了苏联的发展模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使“苏联方案”的吸引力受到了重大伤害,也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但当时苏联共产党在国内还有绝对的话语权,国内出现的非正统话语很快被排挤到了政治生活的边缘,苏联的政治回到了正轨。而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还是取得了很多成就,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成了航天强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送到了轨道,开启了在宇宙空间飞行时代;开始建立导弹部队;1957年“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先于美国两年下水。赫鲁晓夫时期尽管经济改革不很成功,但经济仍在发展。在1951年到1965年期间,苏联的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工人的住房、工资收入都有所改善。这些成就实际上也巩固了苏共在国内的话语权。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工农业发展使苏联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只及美国的31%,1975年上升到67%。而同期的工业产值从占美国的30%上升到80%以上,农业产值从占美国的55%上升为85%。另据美国国务院的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升为53%。④但苏联的经济畸形发展,虽然苏联工业实力和经济实力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在军事实力上却不逊于美国,甚至有些方面超过了美国。苏联成了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军事大国。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对集体农庄庄员实行有保障劳动工资制,放松了对私人副业的限制,鼓励私人经济,建立农工综合体,免除了集体农庄欠国家的债务,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从宪法上确定了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77年苏联宪法第一章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体制、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共产党确定社会发展总的前景、苏联对内对外政治路线,领导苏联人民伟大的建设活动,赋予苏联人民争取共产主义胜利斗争以有计划和科学根据的性质。一切党的组织在苏联宪法范围内进行活动。”⑤这实际上从法律上确定了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这种宪法上赋予苏联共产党的话语权一直维持到1990年。

苏共从具有话语权到彻底丧失,主要原因在于对外搞霸权,毁坏了形象;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党内贪污贿赂现象蔓延,严重影响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导致话语权的彻底丧失

第一,对外搞霸权,毁坏了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使曾经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包围,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曾具有极大的话语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后来苏联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不允许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抛弃苏联模式、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提出了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和主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之上;1979年出兵阿富汗。苏联的这些行为,与他一贯主张的反对霸权、反对干涉、反对侵略的理念相违背,极大地影响苏联和苏共的社会主义形象,为敌手提供了打击苏联和苏共的借口,使苏联的国际话语权威力下降。

第二,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苏联领导人很重视经济增长,只有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苏联战前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曾震惊世界。在1950年至1980年间,苏联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战前30年的增长速度。⑥这些都表明了苏联的发展速度不慢。但苏联产业结构不合理,海外负担重,在军事方面的高额投入妨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影响了民生。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3,苏联城乡居民家庭总开支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占30%—35%,西欧国家为20%—25%,美国为17%—19%。⑦苏联的消费占全国产出量的份额相对较低,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总体实力的提升,消费也在不断增长,增长速度很快。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人均实际消费以年均3.8%的速度递增,其结果就是该时期消费增加了2.5倍。而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实际消费的年均增速只有2.0%,增加了1.6倍。不过,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城市人口增加,1961年苏联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1990年农村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9%。苏联人的收入也在增加,苏联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然而随着苏联人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大,苏联政府却无法提供充足的消费品,从而导致“短缺经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解决经济问题,但由于改革方法和路径的错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动摇了苏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苏共话语的影响力。

第三,党内贪污贿赂现象蔓延,严重影响了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这主要发生在二战爆发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根据公开的档案资料,在1945年至1953年间,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精神生活堕落”、酗酒和流氓行为而失去党票的党员数量非常多。从1945年7月1日到1947年7月1日,因上述原因被开除出党者占这一时期被开除党籍者总数的37.8%。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影子经济”(“第二经济”)萌生并发展。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执政阶层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生活,用不着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有了安全感,这一时期的执政精英与老一代执政精英在价值观、消费观等方面都不同。他们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信仰,迷恋消费主义、物质世界。所有这些都为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腐败,就数量来看,1957年被定罪者为1800人,1970年为3000人,1980年为6000人。就腐败者的地位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看,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前,贪污贿赂的主要是中下层干部的话,那么苏共二十大后,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很多贪污受贿事件都涉及到了国家高层人士,牵涉到了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而且涉案金额巨大。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检察院调查的将红鱼子和珍稀鱼类偷运出境的走私案,给国家带来几千万卢布的损失。犯罪网络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部级领导本人。1982年破获的商业领域的最大舞弊案,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Н.П.特列古博夫被逮捕,受到审判,最后被枪毙。之后又拘押了莫斯科商业总局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苏联商业部长А.И.斯特鲁耶夫被安排退休,据说该案的主要责任人特列古博夫与政治局委员维·瓦·格里申关系密切。勃列日涅夫的好友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被指控“粗暴地违反党的纪律”,亲自出面保护高级领导中的受贿者。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腐败波及的范围很广,仅在调查晓洛科夫案件的过程中,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就达10万人,民警机关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特别局的长期监督。腐败的盛行和不断升级,以及对腐败案的调查和处理中存在着营私舞弊行为,严重地影响了苏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使民众对苏共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产生了怀疑,也影响到了苏共的话语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导致了话语权的彻底丧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缓和、裁军、撤军、不干涉等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是有话语权的。但在最初的改革受阻后,他不顾苏联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现实,不断向西方让步,逐渐放弃作为苏联话语权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撤换了苏共媒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转向了西方的价值观,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使自己陷入被动。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丧失话语权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历史方面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开放历史是为了进行更顺利的改革。但戈尔巴乔夫只注意要大家解放思想,发表各种见解,却不注意引导。戈尔巴乔夫开始的历史公开性很快就变成了越来越猛烈和主观的对苏联一党制的合法性及作为其基础的1917年十月革命和列宁形象的讨论。结果导致1989年到1990年间布尔什维主义负面评价的传播,破坏了从内部进行体制改革的前景。它使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利用列宁和列宁主义这面旗帜来建立强有力的改革联盟的可能。对列宁公开去神圣化和展示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破坏了很多人对以高尚道德原则为基础的苏联政治群体统一的信念,使人们对苏共失望,对西方民主政治原则崇拜,导致自己的合法性逐渐丧失。此外,它也导致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盟友裂痕的加深。最后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中确定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垄断地位的条款,苏共彻底丧失了话语权。

苏共话语权从垄断到最后丧失,对我国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提升话语影响力有很多启示

首先,要保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不能搞霸权,要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尊重差异,推动不同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避免为了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或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民族利己主义。

其次,要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点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苏联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要“回归列宁”,最后实际上又回到了斯大林的原点。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要“回归列宁”,试图通过开放历史问题,批判斯大林推进改革。结果使苏联的合法性基础列宁和十月革命都受到了质疑。丧失了利用列宁遗产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最后使国家走向了完全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反面。因此,在理论创新中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实际,考虑到整个时代的特点进行创新,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

再次,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苏联没有很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是导致苏共丧失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苏共没有很好地解决经济问题,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的消费需求,导致民众对苏联发展模式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作为苏联的执政党,没能管好自己,导致了党内出现特权、滥用权力、严重腐败等问题。苏联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为人民,但党内形成了特权阶层,党内腐败盛行,极大地损害了人民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感情。“百善难抵一恶”,正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败坏了党的声誉。1988年苏联出现了1921年后的首次自动退出苏共的现象。在此后的几年,退党人数近14万人,大部分是工人。26%的退党者称他们不想再留在党的队伍里的原因是不相信党是政治领导力量;17%的人是因为不相信改革。⑧言行不一、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没有行动力为支撑的话语和承诺,最终使苏共的话语权失去了影响力,使苏共失去了公信力。

最后,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好改革开放的历史尤为重要。政治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精英成功地维护信仰及与之相关的话语体系的能力。如果精英不能维持一个有效的公认的价值观体系,或精英对比较共同的话语和符号缺少一致性认识,国内的政治秩序就会被破坏,最终有可能崩溃,出现尖锐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重要失误。苏联时期,以列宁和十月革命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苏联政治中发挥两个主要功能。第一是就其本质而言是体制性的,体现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基本特征及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具体体现,他去世后受到崇拜反映的不仅是对苏联奠基者的真正虔敬,也是当政者试图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要人民忠于革命后建立的制度。列宁和十月革命这种话语体系要发挥的第二个功能,是把十月革命和列宁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叙事,不仅能加强党—国和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且也是感召党的核心并促使组织获得自己认同的历史地标。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没有触及十月革命和列宁这两个苏联话语的基础,戈尔巴乔夫本来也不想涉及十月革命和列宁这些体制的关键符号和象征,力图通过批判斯大林捍卫列宁来为自己的改革开路,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预料,毫无控制的历史公开性打破了苏联构建的十月革命和列宁这两个基础话语,苏共也就彻底丧失了话语权。

当然苏联构建的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话语这么容易被摧毁,也与苏联长期存在很多研究禁区、很多资料不公开、学术研究不足有关。因为这导致了学者及民众缺少对历史发展方案的知识储备,对很多问题没有研究,结果让反对者掌握了话语主动权。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丘巴里扬院士曾指出,他的一些同事,根据新文件和新材料,修改自己的观点,而其中的很多文件和材料都是波罗的海人民阵线提供的。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应当吸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①②Т.Б.Соломатина Ликвидация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М.,2016,с.208,211.

③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20.№.2.

④⑥徐天新等:《当代世界史(1945—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4页、第1页。

⑤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⑦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⑧Шумейко В.Ф. Россия:какой народ ̶такая власть. М.,2010,с.204.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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