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虑忠纯 克尽厥职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县人（今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三国时期蜀汉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蜀汉四相”。费祎自入仕后，始终活跃在蜀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高居庙堂，他谦恭礼让，与同僚相处和睦；身处敌国，他举止得体，不卑不亢，推动实现友好邦交；虎狼环伺之际，他击退魏军，安社稷，济苍生。蜀汉政权于乱世中得以延续，费祎功不可没。

德才兼备 股肱之臣

费祎幼时丧父，跟随族父费伯仁生活，后与其投奔益州牧刘璋，游学蜀地。适逢刘备定蜀，费祎便长居于此。费祎颖悟绝人，通晓人情世故，在当地颇有声名。

一日，费祎得知大臣许靖丧子的消息，与南郡名士董允商定一同参加葬礼。董允之父董和为考验二人，故意提供一辆简陋的鹿车。董允见此，面有难色，费祎却不弃敝陋，从容登上鹿车。及至丧所时，诸葛亮及国中诸贵人均已齐集，车乘也很华丽，董允神色犹未泰，而费祎却晏然自若。驾车人回来后，董和问及备细，批评儿子道：“我常常以为你跟文伟之间的优劣未可分别，但从今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不再有疑惑了。”

费祎入仕后，廉洁谨慎，恪尽职守，深受丞相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南征载誉归来，群僚夹道欢迎，很多官员的资历、官位都在费祎之上，而诸葛亮叫停马车，邀请费祎与其同乘，众人无不对费祎刮目相看。此后，诸葛亮为准备北伐，命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东吴重申盟好。

吴蜀两国因夷陵之战，双方的联盟关系走向破裂，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他手下的诸葛恪、羊衜等大臣个个才学渊博、能言善辩。如此看来，费祎此行必定困难重重，很有可能无功而返，同僚们纷纷投以同情的目光。费祎却坦然从容领命出使东吴。

孙权得知费祎到来，出于外交礼仪的要求，摆酒设宴为其接风洗尘，但他又对群臣强调：“费祎到来之时，只管埋头吃饭即可，决不能起身迎接。”费祎如约而至，除孙权停食迎接外，其余人伏食如故。费祎没有拂袖而去，也不打算忍气吞声，而是吟诗一首，暗讽群臣为驴骡，愚蠢且不自知，又将孙权比作良马，赞许其待客之道。此举既讨好了孙权，又委婉地嘲讽回击了其他人。孙权听罢，拊掌大笑，对费祎的轻视也淡了几分。

宴会上，孙权用眼神示意群臣劝酒，待费祎酒醉后，屡出难题。费祎不卑不亢，据理以答，就吴蜀再结同盟之事侃侃而谈，句句切中要害。此刻，孙权早已打消了戏弄之意，开始就两国间的外交事宜进行谈判。

随着话题的深入，孙权越发看重费祎。在费祎即将启程归蜀的时候，孙权将自己所执宝刀相赠。他认定费祎将来必为蜀汉股肱重臣，恐其不能常来东吴，赠刀以为纪念。费祎委婉拒绝，并表达希望吴蜀永结同盟之愿。费祎不辱使命，重结吴蜀两国友好，归国后，升迁为侍中。

费祎出色的外交才能，保证了诸葛亮北伐期间后方的稳定。诸葛亮对他愈加器重，调入麾下，委以重任。此时，费祎又展现出过人的协调能力。

诸葛亮帐下有魏延和杨仪两员大将，但两人素有嫌隙，一旦相遇必定争执不休，帐中经常出现魏延举刀威吓、杨仪泣涕横流的场面。费祎出使吴国时，孙权曾就这两人形同水火的关系，询问费祎是否担心二人因私愤而误国。费祎坚决否认此等言论，并强调二人才能出众，双方仅有私怨，并无叛逆之心，与其杞人忧天，不如使他们人尽其才，尽忠报国。回到蜀国后，每遇二人纷争之时，众人皆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费祎却反其道而行之，坐在二人中间，谏喻利害，避免矛盾激化。诸葛亮在世时，二人能够各尽其用，为国效力，与费祎多次居中调和、化解矛盾有很大关系。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临终时推荐蒋琬、费祎二人为其继任者，后主深信不疑，委二人以重任。二人“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合力维持蜀国的安定局面。

文能安邦 武能定国

诸葛亮死后不久，费祎代蒋琬为尚书令。在处理政务过程中，他展现出了极高的才能。当时，举国多事，政务繁琐，众人忙得焦头烂额，而费祎识悟过人，处理公文的速度倍于他人，且能过目不忘，凡经他手处理过的文件，不会有丝毫差错。费祎常在早上让人汇报政务，其间既接待宾客，与之畅谈，又延请同僚，嬉戏博弈，经常是吃完饭，聊完天，工作也处理完了，既会见了宾客，又处理了日常政务，众人连连称奇。后来，董允代替费祎为尚书令，也效仿费祎的做法，将各项事务放到一起同时处理，结果不到半日，案牍便堆积如山，邀请来的客人大多败兴而归。董允感慨道：“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果然存在着差别，费祎识悟过人，实在非我所能及。”

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国将军曹爽为了立威于天下，率10万大军伐蜀，来势汹汹。此时，汉中守军不足3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蜀军决定采取守势，静观其变，以防万一。后主刘禅派大将军费祎率兵增援。临行前，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饯行，言语之间全然不提当前紧急的战事，只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与将军在棋盘上对战一局，费祎欣然应允。二人对弈期间，前线公文纷至沓来，帐外部队集结、车鸣马嘶；棋盘之上，楚河汉界、战云密布，双方你来我往，难解难分。在部队即将开拔的紧张情势下，费祎依然镇静自若，全无慌乱之色。一局棋终，来敏拱手感慨道：“大战在即，与您下棋是为了试探您的胸襟气度。您全程气定神闲、有条不紊，现在我敢确定，您此战必能旗开得胜。”来敏离去后，费祎一声令下，众将士整装出发，奔赴前线。

费祎率军据守兴势（今陕西洋县北）要地，坚壁清野。魏军久攻不下，被迫撤军。费祎又率军绕道占据三岭，拦截魏军，断其后路，致使魏军死伤惨重，狼狈不堪地逃回关中。此战作为古代以攻势防御取胜的一个典型战例，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费祎则由此战被封为成乡侯。

费祎自击退魏军后，在蜀国声望很高，蒋琬决定将自己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让与费祎，希望他能够继续发挥才能，造福更多的百姓。费祎任职后，制定法规，约束官员，安抚百姓，事必躬亲，廉洁正直。益州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在日常生活中，费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作为益州的一把手，他的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他要求家里人布衣素食，杜绝铺张浪费，甚至于他的家人走在路上，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任何区别。

蒋琬与费祎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二人在共同执掌朝政期间，配合密切，勠力同心，护卫蜀汉太平。

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费祎升为群臣之首，延续诸葛亮与蒋琬的治国韬略，尽心辅佐后主，提拔朝中重臣，维护蜀国的江山社稷。

延熙十一年（公元248年），费祎屯兵汉中，静观局势之变，适时规划战略。随后，姜维率军出西平，不克而还。姜维自认为有实力可以控制陇西，以便随后大举兴兵伐魏。每当他提出继续率军北伐的想法时，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力不过万人。姜维十分不解地问道：“北伐中原，一统天下乃丞相毕生之愿，您承丞相之遗愿辅政，为何屡屡阻止？”费祎耐心地解释道：“丞相生前五次北伐，都未能达到匡扶汉室的目的，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在当前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大举兴兵实非良策，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以其功业等待有能者去继承，不要希冀侥幸的一战而决成败。若果不如其志，悔之无及。”正是由于费祎休养生息的策略，减少了战争消耗，加大了关注民生的力度，蜀汉国力逐步得到恢复，为接下来姜维的大举北伐打下坚实基础。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正月，费祎在其驻地汉寿举行岁首大会，大宴群臣，魏国降人郭修也位列其中。席间气氛正浓时，众人欢饮沉醉，丧失警惕，郭修趁敬酒之机刺伤费祎。不久，费祎去世，后主刘禅为其举行国葬，并谥赠“成乡敬侯”。费祎的离去，使得蜀汉朝堂后继乏人，政局开始动荡，呈现出衰亡之势。

为政在人 名节千古

“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这8个字是诸葛亮对费祎、董允等人的评价，可以简单概括费祎的一生。作为刘备的托孤重臣，蜀汉后期实际掌权者，费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蜀汉的江山社稷。他为官从政的智慧，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德行高尚，为人楷模。无论是与费祎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世饱读诗书的学者，对费祎的德行多有赞誉。孙权评他“天下淑德”，陈寿赞其“宽济而博爱”，司马光称其“雅性谦素”。年少时，费祎于达官贵人之间着布衣、乘陋车，面不改色，丝毫没有自惭形秽。出使东吴，面对孙权等人的戏弄，他恪守礼仪、竭诚相待。从政期间，他宽仁大度，屡次化解同僚间的争执，正所谓“人无德不立”。一个人的德行在为人处世、为官从政中尤为重要，为官者一定要做到以德立身、以德行政、以德教民。

恪尽职守，造福社稷。从一个无名小辈，升为蜀汉朝堂中的重臣，费祎始终秉持着忠于职守、赤心奉国的信念。在与蒋琬合力辅政期间，他克尽厥职，做好分内之事，到位不越位、尽职不越权。正因如此，二人才能携手共进，共同支撑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世间聪敏有才者何其之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权力的漩涡中守住本心、忠于任事。为官者的第一要务当是尽责本职、恪守本分，竭诚服务百姓。

持身端正，不令而行。常言道：“上不正，下参差。”费祎深谙其理，在担任益州刺史期间，和州内百姓一样，布衣素食，轻车简从。他的以身作则，为益州的官员们树立了榜样，也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古人云：“行之以躬，不言而信。” 为官从政者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重要性，只有自己站得端、行得正，才能在百姓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引领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作者简介：马伟宣，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中国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