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区更新推动老城保护复兴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2-0074-04

街区是城市更新精细化实施的基本单元，老城复兴的关键在街区更新。首都功能核心区拥有众多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城垣苑囿、胡同院落、街坊里巷构筑了老城街区独特的空间肌理，是城市中最具活力、历史感和魅力的场所。2021年5月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以制度建设巩固已有经验成果，提出以街区为单元成片统筹实施城市更新的引导思路，为完善核心区城市治理体系、实现老城重组找准突破口，成为落实核心区“控规”的重要创新模式。老城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着首都定位、“双控四降”、功能疏解等更为严格的更新条件与规划管控要求，针对疏解整治与优化提升存在空档期、支持空间功能变更、容量调整的政策机制不健全、精细化导控不足、运维的长效机制缺位等诸多矛盾问题，既要审慎推进、研究源头治理之策，又需大胆改革、建立容错与灵活市场机制导向的创新性制度体系，深度探索符合核心区发展阶段特征的街区更新模式。

创新街区模式：科技助推老城智慧复兴

老城保护复兴既要留住老街坊、恢复老记忆、延续老传统，也要流动新要素、引入新居民、注入新动能。以科技植入唤醒老城创新基因，激发街区活力，实现城市历史与城市未来的有序协调、空间保护与空间开发的有机融合。

牢牢把握“科技回归都市”的时代诉求。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作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和可持续竞争力的新动能，成为驱动内城复兴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全球中心城市无一不是借助其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而处于世界城市网络联结的核心位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2020年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35年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坚力量和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2050年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高地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将科技创新作为价值符号、时代标签深度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首都的基本样态。老城再生的模式，必须遵循首都城市发展的愿景目标与价值导向。国际经验表明，老城+科技融合发展，形成物理空间紧凑、功能布局混合、创新活动活跃的城市新经济空间，才是老城街区焕发活力的根源、延续生命力的动因。比如，英国正在经历高新技术企业从高新区、科学城搬回市区的过程，老城街区不断生长出有趣的初创企业社区；美国的新趋势是将重要大学的研究分支机构或研究生院迁往都市中心、次中心区域，新兴业态与传统原住民社区融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创新街区，使创新力量与大都市内城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重构城市创新地理版图。“从硅谷到硅巷”“伦敦东区再生”等都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佐证。

深刻认识科技助力老城保护与复兴的必然性。将老城街区纳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空间来布局，使其成为“三城一区”主平台之外的有益补充。与旅游、商业等“数人头”的消费侧产业不同，科技研发作为生产侧产业，不仅能够缔造强劲的经济发展动能，通过技术积累、创新扩散使老城重焕生机，还能够汇聚创新中坚力量，形成高品质服务业的固定消费群体，实现老城空间活化和人口、商业密度下降的双重目标。而老城街区本身就具有作为创新发源地的独特优势。首先，老城区是城市问题的发生器，是物理空间和经济形态都亟待转型更新的区域，容易激发创新灵感。其次，创新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技术创新，而更在于传统行业模式的创新，比如，运用互联网技术为商业、时尚、创意、传媒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解决方案，老城区大量成熟的传统产业既已形成的关系网络恰恰有利于跨界创新。最后，老城区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多为高密度区域，拥有较低的商务成本（交通便利、租金相对低）、丰富的公共空间和独特的文化氛围（文化多样性、融合性、层次性），具备成功吸引创新企业的优质元素，满足现代创新人群工作与生活互融的特点，无疑是用生活魅力孵化创新的最优载体。

借力科技植入推动传统街区向创新街区转型。创新街区以多业并进、多元发展、跨界融合为特征，共生的社会网络、持续活力的创新主体、宜居宜业的公共空间是3个必备条件。嵌入本地文化的社会网络帮助建立稳定、高频互动的紧密连接，为跨界创新提供基础环境；持续活力的创新主体包括提供创业支持、技术培育、金融税收、保险服务的商业化或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宜居宜业的公共空间是使各类创新主体互动的载体，不仅提供融合理念建筑以及公共WiFi、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也涵盖以人文、生态、宜居为核心的高品质工作休闲空间。要通过生产空间（新创产业）与生活空间（街院社区）紧密融合，将创新的商业化粘在本地。例如，依托“共生院”引入智能家居设计企业，邀请小院居民感受、参与产品的设计和科技测试，提出关于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想法，科技企业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汲取灵感、挖掘需求，以用户为中心开发新技术，不仅可以促进创新发源地生产力的提升，还能借助引入智能生活为老城更新数字化赋能。可以说，创新街区为存量改造条件下寻求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协同提供了一种新镜像。在与一轮轮城市更新相伴生的技术实践中，一大批本土的建筑、规划、设计、开发、运营等新创企业将得以迅速孵化和成长。

共生街区模式：场景赋能老城美好生活

在生产城市向生活城市的转向中，场景成为新时代营城的关键概念。场景源于对多元交互的都市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始终存在于城市之中，并可被人们直观体验和感受。相较于传统物理空间定义，它将特定空间中的设施、活动、服务、人群等元素系统集成，成为具有价值导向、文化风格、美学特征、行为符号等特定意涵的城市共生空间。依托场景赋能增强不同类型街区的独特性，打造若干“人城境业”高度融合、各具特色的共生街区，日益成为满足老城居民、游客可感可及美好生活体验的新路径。

依托文化体验型、共享型商业场景培育新街区经济。随着消费向体验化、美学化的转向，消费者对消费空间的体验感和美学品质诉求与日俱增。深度挖掘老城街区空间、邻里空间，营造古都风韵与现代时尚交融的标识性消费场景，是塑造老城魅力与活力、提升老城生活品质、助推实现老城复兴的强劲动力源。一是盘活存量业态打造共享型社区商业，提升老城生活品质。对重要景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零售业态应实施“正面清单”管理，严把工商登记准入关，对当地老字号店铺予以认证和规范化管理，推广北京特色企业；对有风貌管控要求且生活性服务业设施先天不足的文保区、平房区，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功能与高品质商业功能融合发展。鼓励此类区域借助现有物流配送节点、邮政储蓄、便民服务网点等适度引入品牌性社区商业，打造跨界复合店，形成共享型社区商业空间。二是在传统特色商区打造文化体验型商业场景，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高体验式商业平台是承接未来消费趋势的优质载体，体验城市文化则是体验式商业的高级阶段。老城特有的青砖灰瓦建筑、棋盘路网格局、胡同街巷体系彰显北京独特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极具体验感和记忆感的互动场景。特别是在地标性传统商区，历史遗存建筑融合现代功能，为各类风格迥异的社交与体验空间提供了可能。这些区域应引育主题休闲、美食品鉴、沉浸购物、城市书屋、共享办公等具有优质体验感、互动感的全新业态，同时提供完善的交通、安全、环保等城市公共服务和消费咨询、投诉热线等配套保障，打造可持续文创生态圈，使消费者既能在胡同里弄的特色小店场景中体验市井烟火塑造的慢生活，又能在特色商圈的潮购场景中感受极具现代感的国际消费新风尚。目前北京坊、隆福文化中心等区域已有成功实践。

依托共生场景空间构建和谐城市新邻里关系。“共生院”“混合院”“微杂院”是北京老城在传统胡同格局中解决腾退院落保护与发展难题的重要探索。与1990年代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兴起的“复合社区”类似，“老房子、新生态”不仅创造了一种公私空间共生的新型综合住区模式，而且在治理层面构建起兼具社会认同和邻里互信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成为推动人际交往、培育联结纽带、增强信任与合作的重要场域。首先，共生空间改造要注意传统院落成套化功能模块的植入，留足邻里社交空间，为居民深入话题交流、公共交往活动开展提供稳定场所。其次，街道社区要前瞻性谋划“引入什么样的新居民、新业态”以及“以何种形式引入”。建议以创新孵化器、加速器、文创办公空间、创业者（青年）社区、体验式民宿作为载体形式，引入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领域的双创群体、风险投资者、科技人才、知识员工等。再次，基层工作人员要提前将工作触角延伸到院落，加强对新邻里相处模式的引导和维护，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拓展志愿服务、开展睦邻活动等形式，为增进邻里沟通营造温情互助氛围，打造和谐城市新邻里关系。

共治街区模式：合力优化老城治理生态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公共政策议题，近年来，多主体共同参与街区更新项目的行动在各地区不断涌现，形成各具特色的生动局面，并总结提升为有效的制度经验。诸多基层案例表明，尽管参与街区更新实践的社会力量日益增强、社会建设体制不断完善，但在多元共治格局中政府和社会、社区之间的强弱悬殊明显，社区自治能力、居民社区意识、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等仍处于初级水平，政府依然是共治的核心推动力量。比如，北京当前街区更新的重点聚焦于政府和基层社区开展的有机更新实践，对市场主导或参与的更新、业主自主申请的更新等类型关注较少。街区共治体系的建立仍需因时因地持续探索。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居民自治机制，探索主动式街区共治新路径。积极培育和完善社区自组织体系。继续探索完善街巷长制、自治共建理事会、居民议事厅、小院公约等自治组织的运行模式和制度规范，理顺街巷长、小巷管家、社区专员等各类新型自治主体的权责关系和工作机制，有针对性破解其长效运维困境；在目前已有社区自治组织的基础上，发挥党建联盟作用，赋予居民更多的组织资源，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中枢，整合居民自治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科技类组织、公益组织等组织，形成共建和联建的组织振兴格局。积极培育居民现代市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探索推行“个人诚信分”工程，将居民绿色出行、低碳消费、节能减排等日常减碳行为以“碳积分”形式计入个人信用账户，累计积分与未来碳排放权的使用或交易直接挂钩，催生居民建设低碳社会的自觉意识。借鉴和推广上海浦东新区针对街区微更新设立“社区自治金”的做法，由街道、社区单位、居民共同出资筹集自治基金，鼓励居民资助设计院落、小区环境，既可拓宽融资渠道、建立资金共担模式，又能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深化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培育街区共治新力量。作为链接政府治理诉求与基层更新需求的重要纽带，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已由探索性的指导意见上升为稳定性的制度规范，并在核心区“控规”编制及实施过程中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目前这一制度实践尚在探索期，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比如，责任规划师职能设计偏弱、角色融入不够，市、区两级制度设计均未能对责任规划师充分赋权。持续探索完善体制机制是培育责任规划师制度成为新共治力量的重要途径。一是细化责任规划师的权责、奖惩、考评等工作机制。充分赋权责任规划师，可明确提出“对责任街道关键领域和重要节点的设计方案，责任规划师具有一票否决权”；就“责任规划师承接在地小型示范项目工作”给予明确支持，除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招投标项目之外，可以允许责任规划师承担少量具有示范推广意义、探索性强、公共价值突出的难点项目或微改造项目，并将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方案纳入区级制度设计中予以规范。二是持续稳步推进责任规划师职业化进程。加快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责任规划团队，实现从“荣誉职”向“专业职”的转变。除政府选聘、传统规划或科研机构延伸服务外，可采取新成立专门的社区规划公司或鼓励民间非营利机构开展社区规划服务的模式，引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组建规划师团队。三是发挥原住民优势培育居民规划师。有规划知识背景、有社区情感维系的本地居民具有成为责任规划师的先天优势，应吸纳其以兼职或专职形式加入规划师队伍，给予一定待遇保障。同时，居民规划师可进一步培养为街区自治的领袖人物，以“社区领袖”“草根领袖”的身份带动居民共同参与自治管理。

[参考文献]

[1]唐燕，张璐.北京街区更新的制度探索与政策优化[J].时代建筑，2021，（4）.

[2][加]丹尼尔•亚伦•西尔，[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著，祁述裕，吴军等译.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刁琳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