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协同为区域发展聚势赋能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2-0070-04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应聚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立足各自分工定位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和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

借鉴他山之石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和构建产业生态系统为抓手，促进跨行政区产业发展，为京津冀产业深入协同提供了有益借鉴。

长三角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一体化现代产业链网络体系。中心城市上海持续推进长三角营商环境高地建设，出台《上海市全面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围绕“1+2+X”设计营商环境质量提升改革方案；江苏出台《聚焦企业关切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150项任务清单，着力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浙江出台全国第一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2021年6月，长三角一市三省共同成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4个重点领域产业链联盟，推动四大产业链补链、强链、固链。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逐步构建起创新驱动、高端引领、赋能融合、链式发展的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研发创新推进产业深度合作。高质量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以港澳平台积极吸引和对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更好发挥广东产业集群与创新优势，推动产业创新升级。香港特别行政区提出建设以创科为经济引擎的北部都会区，深港将在交通、科创等方面逐渐融合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打造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城市科技产业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其中，深圳的研发优势与东莞的智造优势有机结合，助推两地产业链、创新链的升级迭代。这背后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承接，而是长期以来东莞着力将“制造”升级为“智造”，对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深圳依靠科技创新推动高新产业不断涌现新亮点，强化其在产业链价值链更高层级的溢出效应，为深圳东莞协作乃至整个大湾区产业发展质量提升不断注入新动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高地，构建产业生态系统。一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按照“大产业、细分工”的产业协作模式，围绕各自制造业优势，整合优化重大产业平台，推进毗邻地区产业园区合作，创新“一区多园”“飞地经济”等建园方式，推动各类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合作共建。另一方面，成渝两市协力共建数字经济圈，强化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协同支撑，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高地。通过开展跨区域的研发、制造、服务等全方位合作，围绕都市圈制造业产业发展技术需求，着力打造多方参与、多平台合作、产学研结合、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产业链创新机制，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共同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构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把握京津冀产业协同趋势及特征

对比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京津冀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牛鼻子”，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特征明显。同时，一些制约京津冀产业疏解与承接的深层障碍依然存在，如创新资源配置不均且协同互动不足、津冀产业出现同质化现象、区域营商环境一体化程度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但经济规模存在明显差距，不利于提升区域发展质量。近年来，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结合自身区域定位，在一些领域开展先行先试，为我国区域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三大区域中京津冀总面积与人口总量居中，但经济总量偏小。2020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分别为8.5万亿元、23.7万亿元和11.4万亿元。同时，近年来由于河北产业结构去产能的影响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从2014年的10.4%下降到2020年的8.5%。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如果一个区域没有形成优势明显的经济发展规模与独特地位，那么其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也将面临诸多障碍。

区域间产业协作不断深入，产业疏解承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经济落差较大且津冀产业同质化明显，不利于区域产业转移承接。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省集中打造“1+5+4+33”重点承接平台体系，举办京津冀产业转移对接会等重大对接活动。同时，围绕数字经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扎实推进，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大示范区各具特色，大数据基础设施支撑带已初具规模。目前，京津冀三地间存在较大的经济落差。随着疏解承接工作的不断深入，京津之间、京冀之间专业化指数逐渐扩大，但河北与天津之间的专业化指数却呈现出缩小态势。这表明京津、京冀之间已形成互补的产业格局，但津冀之间的产业分工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独行多于联动的特点。也说明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部分产业承接平台定位不清晰，这种经济落差与产业同质化发展，阻碍了三地间产业转移承接的顺利推进。

协同创新取得实效，创新投入全国领先，但创新资源配置不均且协同互动不足，不利于区域创新共同体的构建。京津冀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河北各地市共建合作园区，有效提升了北京技术成果转移孵化效率。2020年，河北吸纳北京技术合同交易额超过200亿元，是“十二五”末的3倍还多。同时，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科技资源丰富的区域之一，北京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高端科技人才集聚、高水平论文、高质量专利、标志性技术成果与原始创新水平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京津冀三地各行为主体的区域利益目标不够一致，导致创新要素流动性不足、创新资源配置不均。而协同创新最需要破解的是固有观念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因此，在人才流动、资金扶持、成果转化、项目建设等方面，打通传统的行政区域壁垒对于区域创新共同体的构建至关重要。此外，三地间缺乏产业生态共生发展环境，尤其是河北创新能力薄弱，支撑高新产业发展的配套体系不够完善，导致北京的科技资源难以顺利在河北实现转化，阻碍了京津冀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形成。

跨区域产业和创新联系日趋紧密，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但产业链合作层级偏低且缺乏有效衔接，不利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当前破解北京科技成果在津冀落地难、区域产业协同难等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方面，目前跨区域产业合作主要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的产业项目转移承接为主，尚未建立起基于产业链分工为主导的自发式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导致北京对津冀地区的辐射带动仍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三地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环节上存在明显梯度落差，北京与天津、河北两地的产业合作基本处于产业链中、下游，津冀两地在研发、设计、创新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参与度较低且领域过于分散，尚未形成相互融合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由此造成京津产业难以向河北大规模转移。

京津冀“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民营经济与相关中介组织发展不足，产业生态不够完善，相关保障政策不够清晰，不利于营商环境质量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签署了《京津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共识》，积极推动行政许可事项名称、设定依据、许可内容、申请条件、申请材料、许可结果形式“六统一”改革，推出《京津冀行政许可事项共享清单》，区域营商环境得到一定程度优化。但三地营商环境仍有较大差距，2020年全国296个地级以及地级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排名中，北京位居第三名，天津位居第二十名，石家庄和唐山分别位居第五十七名、第九十八名。京津冀民营经济及相关中介组织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生产组织难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市场与企业的信息反馈机制不顺畅，无法快速形成与产业发展配套共生的产业生态，导致整个区域产业链缺乏弹性，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不足，制约区域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协同推进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立足新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应高度遵循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坚持问题导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为京津冀深入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整体优化营商环境。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支撑，优质的区域营商环境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要保障。应将区域营商环境作为一个综合系统，从政务环境、市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力，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发展。推动营商环境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京津冀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各方共赢的激励相容机制。因此，建议三地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协商讨论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跨区域项目的税收分成和GDP数据归集分配机制，使地方政府有动力、有能力对疏解企业给予一定补贴，降低企业在疏解和承接中的成本。同时，三地应按照各自职责分层次改善京津冀区域营商环境，三地相关部门集思广益对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要园区建立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并上升为具有一般性的法律政策，逐步建立起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区域政策法律体系。

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布局优化与融合，提升供给体系对区域发展需求的适配性。提升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格局，推动产业由平向转移转向链条布局。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可以简单平移的产业越来越少，更多的是要在三地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形成精细化、特色化、差异化布局。面对全球产业链本地化趋势，京津冀迫切需要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围绕完善京津冀产业链布局，三地应依托产业疏解与承接对区域全产业链进行优化提升。以研发转化为先导，推动北京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河北、天津具有产业优势的园区对接、孵化，形成研发转化产品高端制造产业链条，高质量打造京津冀科技创新走廊。在产业链与创新链分工上，北京应定位于总部基地、研发设计基地和现代母工厂的集聚区；天津应定位于总装制造基地；河北应定位于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制造基地，最终构造一个新的产业生态系统。雄安新区作为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应用示范的窗口，产业定位应考虑城市建设过程的自身需求，通过城市建设培育出满足未来之城需求的产业，打造主导功能分区明确、空间利用集约高效、产城有机融合、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科技新城。

依据各自优势完善产业配套，构建京津冀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是三地分工合作下的创新驱动发展，建议尽快打造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产业链不同环节分工协作带动产业转移承接，形成区域产业转移与创新合作协调机制，增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聚焦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高科技初创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向河北特色园区集聚，形成以北京为龙头、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带。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提升传统企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拓展市场空间，把京津冀相互雷同的传统产业提升为各具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强化京津冀产业功能互补与合作。河北应主动对接北京有疏解意向的企事业单位，有针对性地进行空间规划和厂房、楼宇等产业载体建设，完善产业园区软硬件环境，加强人才培训，按照各产业园区定位吸引大学、科研机构设立分院、实验室、创业园，围绕特色产业形成良好的“产业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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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佳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