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里的文化大军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党的宣传工作“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

延安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党除了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以文化为突破口，通过建设文化战线上的文化军队唤醒民众抗战救国的意识，确保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政治方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革命主要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毛泽东从延安时期的文化状况以及战争实际出发，指出文化建设要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可以凝聚各方面力量与敌人进行斗争。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也论述了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问题，即“文化人中发展文化应该服从于抗战、服从于政治的思想”，欢迎任何文化人使用他的武器（如文学、艺术、科学等）为抗战直接服务，以加强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力量。同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重点强调了在全国教育界开展文化教育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抵制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教育统治政策。

我们党还提出了开展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文化工作者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政治立场，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使自己成为团体中的积极分子；文化工作者要具备自己所工作的文化部门的知识和素养，以便团结文化人更好地工作；文化工作者要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的人格、事业与意见，同所共事的文化人建立真诚的友谊，能够做到求大同而弃小异。延安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军事和文化围剿，唤醒了更多民众的觉悟，是党在延安时期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

掀起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延安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工作。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党以翻译出版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为契机，掀起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1938年5月，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组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193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宣传教育的工作指示中，明确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各根据地纷纷建立自己的新闻出版机构，出版各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陕甘宁根据地的解放社、中共中央出版局，华北根据地的七七出版社、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大众书店等。中共中央还在根据地创办《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文艺战线》等报刊，经常刊登介绍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随着这一系列工作的展开，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宣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拓展了抗战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随后又于1939年5月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强调“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1940年1月，中央规定“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延安成立了多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学习团体，如马列主义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党的建设研究会、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氛围。如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重视学习哲学原著，从1939年至1942年，3年时间内坚持一本本地学、一句句地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大提升了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次学习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为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智力支持。

开展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事业

延安时期，党在根据地开展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实行抗战教育，教育直接为战争服务。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因此，党把干部教育放在首位，通过创办各类学校因时因地开展教育工作。在党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创办了一批干部教育学校，包括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如陕甘宁边区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建国学院、抗大二分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华中党校、华中建设大学等。陕甘宁边区创办了11所中等学校。晋察冀边区在1945年前后也创办了8所中等学校。这些学校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

在开展干部教育的同时，我们党还十分重视对普通民众进行新文化的启蒙和教育。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大力号召边区民众学习文化，力争每人认识1000个字，识字要成为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各抗日根据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群众识字组、识字班、宣讲组、读报组、夜校、午校等。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办得很有特色，其中识字班和冬学最受群众欢迎。1944年陕甘宁边区公办冬学3470所，入学农民达5万余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小学增至2297所，晋冀鲁豫的太行山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各有小学1万所左右。各种形式群众教育的开展，使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更为广泛地宣传，党在根据地有了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

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

面对国难当头、阶级压迫严重的内外形势，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让他们参与革命之中，充分发挥作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在根据地的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中，都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知识分子。此时，根据地的军队也响应中央号召，采取吸收容纳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革命化、根据知识分子实际情况安排工作的“容”“化”“用”三大政策，扩大了统一战线。毛泽东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未来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在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发挥更大的力量，政府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毛泽东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抓住了文化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真正做到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极大调动了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意愿。在我党的一系列政策颁布后，国内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使得延安成为当时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革命圣地。据统计，抗战时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铸就了一代热血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这些知识青年茁壮成长起来，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作用

文学艺术工作是延安时期根据地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鉴于当时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平的限制，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创作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让文艺作品能够为人民所接受，使“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党的鼓励和支持下，众多文艺界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号召，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目标，将传统文艺形式和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相结合，创作出大量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潭河水》《母亲的回忆》《刘志丹的故事》，戏剧《兄妹开荒》《白毛女》《逼上梁山》，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华威先生》等。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还成立了许多文化社团，其中以延安文化社团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如1946年2月以后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分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山东分会等。

延安时期，我们党重视文化战线上的文化军队建设，因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为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以后党领导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简介：尤国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