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杰：“礼乐文明”是灵水“乡贤文化”的核心价值（2）

六、“三位一体”的政体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政权基础

中国古代君主制产生之后，国家施行宗法制、君主制、官僚制和乡绅制相结合的政体。宗法制，就是以血缘来确定等级尊卑。君主制，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官僚制，就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以上三种制度再加上“乡绅制”，构成了国家的治理结构。

历史上，宗法制和乡绅制在社会基层管理起到决定性作用。乡贤是指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贤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乡贤是相对独立于官吏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权力，地方官员可以任免和指使区长、乡长或村长，却不能直接对乡贤行使权力。地方有名望的乡贤，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约官员在乡村社会行使权力的力量。县官到任后首先要和乡贤形成融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官府在征收税赋或执行公务时，也必须征得他们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而当官府权力与乡土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和资源以各种方式施加压力，以保障乡土社会利益。可以说，这是乡贤与官府的博弈。

乡贤阶层是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居于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中心位置，以社会文化权威而不是以法定权力资格参与传统时代政权的运作。也就是说，乡贤阶层集教化、治安、习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

七、地域性特征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县以下的乡村主要靠乡贤来维系。乡贤，包括士绅、举人、品德贤明通达之人、德高望重的长者以及对乡村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和精神支撑。“乡贤文化”更像一种道德上的评判，是维系庞大的中国社会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

“乡贤文化”具有一些明显特征，如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其中，地域性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区人们根据个人思想、共同的文化基准和社会实践持续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地标。比如，京西灵水村是古代地方乡贤社会的典型代表，北京社科院著名学者尹钧科研究员曾称赞其为“灵水千年史，地杰人灵村”。

接下来，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灵水村。灵水村，位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镇，山灵水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距今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2005年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明清时期，这里曾出过22名举人、2名进士，故从那时起就有了“举人村”之称。灵水村以谭、刘、田三大家族为主，出了不少名人，其中的刘家以刘懋恒、刘增广较为知名。

灵水村的“秋粥节”是为纪念清朝举人刘懋恒捐谷赈灾之善举而形成的独特传统节日，历经300余年而不衰。康熙七年，斋堂川连降暴雨，百姓大多断炊断粮，饥民遍野。当时还是举人的刘懋恒与其父在村口搭棚舍粥，捐谷2700石，赈济灾民。康熙二十一年，斋堂川大旱，土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当时在山西任汾州知府的刘懋恒，让家人开仓赈济灾民，捐谷1000石。这两次救灾，刘懋恒共捐谷3700余石，救活了当地数万百姓。从此以后，灵水村的百姓为了纪念举人刘懋恒的义举，在每年立秋这天自发在大街上支起大锅，你出一把米、我出一把豆，家里穷的就添一瓢凉水、加一把柴火，共喝秋粥，三百年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俗活动“秋粥节”。现在，“秋粥节”已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秋粥节”的延续不仅是为了纪念举人刘懋恒的善举，更是为了弘扬他的优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目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秋粥节”已发展成为“灵水举人秋粥文化节”。这里，粥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重点是要更好传承“乡贤文化”。

灵水村一直延续着深厚的重贤尚德的良好风尚，并由此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文化。一代代乡贤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主动履行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醇厚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打理本族事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慈善、教化、纠纷解决的社会功能，很好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

灵水村先民崇文重教，重视修身养性，弘扬儒家文化精神，涌现出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朴素为官、教书育人、悬壶济世，留下了“君子不争”“池台三禁”“猪羊圈养”等传统文化故事，留下了灵水村乡贤社会的永久记忆。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介绍灵水村的另一位举人刘增广。他有两件事一直在村中传颂。第一，“君子不争”。当年，人们普遍用石碾加工粮食。灵水村因碾子少、用的人多，村民为争碾子使用的先后，难免产生一些矛盾。于是，刘增广在刘姓碾房的墙壁上写下“君子不争”四个大字，可惜年深日久题字早已无存。但当年，全村没有出现使用碾子而争吵、打架的现象，树立了相互谦让的良好民风。

第二，“猪羊圈养”。刘增广为和睦乡邻，保持村内环境干净卫生，与村民共立“不准放猪羊出圈”的民约。为执行这一民约，刘增广与家人自导了一场喜剧：放自家两头肥猪出圈，使其满街乱跑，家人只追不捉。待看热闹的村民越来越多，家人把猪捉住捆好，刘增广当众自责，表示违规甘愿受罚，当场宰猪，并将猪肉分给村中各家各户，示意村民严守规则，共遵民约，维护村貌，和谐乡邻。

灵水村以传统文化治理乡村，除“君子不争”“猪羊圈养”外，还提出了“池台三禁”“核桃晚打”等民约。八角龙池是村内主要建筑之一，池的墙体上嵌有“三禁碑”一块。当年，这里是村民共用泉水的地方，为保护水源不受污染，立碑一块，刻有禁止凶泼投跳、愚顽搅浑、儿童汗溺的“池内三禁”；也有禁止宰杀腥膻、饮畜作践、浆衣洗菜的“池台三禁”。可见，灵水村先民具有多么强烈的环保意识。另外，“核桃晚打”也体现着灵水村先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

最后，我们就今天的课题做个小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结构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化生产方式下的物质文明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激烈碰撞，使得农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去精神家园，“乡贤文化”将起到关键性作用。“乡贤文化”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乡贤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的七大基础来看，当下中国的乡土社会仍旧离不开“乡贤文化”。那么，如何培养新时代的乡贤，如何让新乡贤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值得我们深思。新乡贤不是给村里办了多少事、捐了多少钱就可以称为乡贤，他需要有一定的道德水平、管理经验和文化素养，同时还要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有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完善乡村治理，更为重要的是乡贤也会为广大的乡村群众特别是乡村青年树立很好的学习榜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未来如何充分发挥乡贤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希望大家能找到答案。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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