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源安全观的演变与国际实践

党中央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性的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提升能源安全的战略性地位。2020年能源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成为新时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举措。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历程，能源安全观的演变紧密结合国家整体安全大局和国际格局变迁，坚持联系和发展持续性扩大合作共赢局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实践形成不同阶段的独特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行国际化能源变革的智慧与创新。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源安全观演变及成就

第一个阶段，“集体安全”到“自给自足”能源安全观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前，能源主要依赖国外“洋油”的进口，全国第一次石油工业会议指出“全国用油素赖国外输入，年耗外汇数千万美元，占我国进口物资之第三”。新中国建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明确了能源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同志谈到：“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为加快国内石油工业发展，中央制订了经济建设重点恢复期的石油方针，“一五”计划重点建设列出了156个重点大型项目，以此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受冷战和朝鲜战争爆发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包围政策，实施能源等战略物资禁运的措施。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人深入分析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主要矛盾变化，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对苏“集体安全”能源合作理念，通过双边文件明确了特殊历史时期能源供应对朝鲜战争态势走向的重大意义，建立了以苏联远东地区为主的战略物资生产前沿地带和多渠道联运的安全运输模式，最大化保障了战时能源需求。1950年至1954年，苏联向中国输送的石油及石油制品总量从17.5万吨升到了96万吨，对于建国初期国内石油产量仅为12.1万吨的产量而言，起到了巩固地区安全局势和把握战场主动权的作用。中苏关系破裂后，以中国共产党员为先锋的最早一批吃苦耐劳、极具牺牲精神的“石油人”，带领中国加快能源自给自足建设步伐，中国逐渐形成了四大油气生产基地，1963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宣布了中国石油已经做到基本自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的伟大见证，在中国能源史上是里程碑的一页。

第二个阶段，“供应保障”到“共同安全”能源安全观时期。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全球能源格局变迁和能源结构加速调整，把能源安全供应放在首位，强化油气供应的战略性地位，进行了“引进来”“走出去”“多元化”三个阶段国际能源合作实践，其基本目标是以充足能源供应为大局方向，切实提升能源安全体系建设。自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后，能源合作成为中国引进国家建设急需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抓手。邓小平同志指出，“能源问题是经济的首要问题”，1978年至1992年，中央实施了以市场开放、能源出口换取资金、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来”能源举措，着重于以本土资源开发利用为目标，采用资源禀赋互补的能源合作模式。面对国内改革开放初期，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农村基本以薪柴为主的局面，中央恢复成立石油工业部，确立了“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的原则，为了鼓励能源产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1993年以后，实施以企业为主体的“走出去”国际能源合作新局面，其本质上是开始着眼于全球油气供应能力进行调整，充分利用外交资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将产油国的政治风波及地区冲突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干扰及影响降到最低。此阶段，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作为发展石油工业方针，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开辟国际化经营战略指明了方向。2005年以后，党中央明确了21世纪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对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性作用，中央加大了在能源合作的支持力度和针对性的政策指导，倾向注重合作环境保障和规则机制的构建，强调以共同安全为基础，以国际协作为核心，以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为特征，进一步明确了“多元化”国际能源合作的指导思想。从“供应保障”到“共同安全”能源安全观发展的过程中，构筑“多元化”的能源系统是关乎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阶段下，中国在东北、西北、西南进行了四条大国际输油气管线铺设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在能源来源多元化、能源种类多元化、运输渠道多元化、合作方式多元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并围绕“多元化”展开了一系列能源外交。

第三个阶段，“命运共同体”能源安全观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伟大实践，新时期国际能源版图正悄然发生变化，技术革命驱动、国际能源主导者权力位移正推动着全球能源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大局，2014年6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顶层设计上,中国不断完善合作政策和框架，官方出台了多份能源指导文件，通过打造高端能源国际会议平台和多双边交流合作机制，强化了能源合作的战略地位、构建了合作机制与框架、细化合作规则等。“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以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大目标为核心，重点加强机制建设和重点区域能源合作。2018年10月首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成功举行，2019年4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正式成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发布，成为推动能源领域双、多边务实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源合作层面从多元化向全方位深度转变：油气合作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沿线国家成为能源多元化来源的重点区域，构建了以俄罗斯、西非、中东、中南美洲并举的多元化进口格局，夯实了在油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范畴，形成了涵盖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油气合作格局，清洁能源合作规模和资金投入占比提升迅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积极进展，四大跨境油气战略通道先后建成，中国能源企业在全球上百个项目落地，与国际能源组织参与力度不断深化。

审时度势，把脉安全大局，确立阶段性能源安全方针和并开展务实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能源国际实践的主要成就，可总结为：在“硬实力”方面，中国国际能源多元化布局初见成效、能源安全体系化保障能力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建设以来，中国能源供应的区域性布局初步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已经形成了核能、煤炭、电力、油气、新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与世界上多国签署了能源框架协议，开展了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合作，开辟了多个海外油气合作区并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权益油气，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中国能源企业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具备五大能源战略通道，欧、亚、美三大油气运营中心相应成立，形成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格局，通过“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的深化，在“一带一路”油气影响力不断加强，中国企业打造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效应，整体上中国能源安全体系建设已具规模。在“软实力”方面，中国与西方大国竞争能力逐步提升，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塑造力增强。通过框架平台搭建、开展能源外交、金融和配套政策扶持等多种方式，中国海外能源利益维护能力和大国竞争能力得到提升。中国积极推进全球能源治理进程，已经建立起了与包括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东盟等在内的多边能源对话，合作范畴和影响力扩大并提出了一系列新倡议，引领塑造国际能源发展新格局。通过“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和消费大国赢得了融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空间和话语权，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中国成为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塑造者，在全球秩序中的国际地位和角色，逐渐从适应者、贡献者向主导者转变。

二、中国共产党能源安全观的历史精髓

（一）准确判断国际能源秩序变化和安全风险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是领导中国在复杂局势下，对能源安全形势、国际能源格局变迁做出重要判断的一个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判断对国家的国际身份作出定位，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新中国建国至50年代，由于受到朝鲜战争的爆发及西方国家封锁影响采取“集体安全”能源合作，其目的是保障东北亚局势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本质是从属于两大阵营对抗的需要；到60年代，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内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在石油建设方面受到劳动力短缺、资金匮乏等影响，国际上美国挑起越南战争，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中国南北两个方向的安全同时受到挑战，“战备”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中国共产党领导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自给自足，积极发挥主动能动性和创造力；70年代后，冷战局势转变为“苏攻美守”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造成的针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促使中美乃至中西关系缓和，石油贸易、技术合作成为缓和关系“润滑剂”，中国开始与西方大国开展能源合作关系，党中央领导人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加快“引进来”举措，以市场开放、能源出口以换取资金、技术和设备；到90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统一的能源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主要作用，出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油国与国际能源机构、产油国与主要消费国之间多方竞合的局面，区域经济趋热，亚太能源消费凸显，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成为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一极，“走出去”“多元化”合作时期，就是对全球多样化能源消费格局、构筑系统化的能源安全、适应全球新能源革命浪潮的回应；新时期，国际力量对比和能源主导者权力位移悄然变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主要特点，中国对外影响力和主动塑造发展环境的能力逐步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最强号召，是为发展中国家和消费大国提供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空间，以及赢得发展和繁荣话语权的重大契机。

（二）服从于国家整体安全观大局和秉承互利共赢的文化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安全观的演变历程看，善于从整体大局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外部风险等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看待能源安全范畴，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首,能源安全观服从于国家整体安全观大局，首先认清国家安全大势，对统筹国内外发展和安全，开展国际合作有基础性、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同时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孤立式的隔绝发展是不持久的，中国能源实现“战略自主性”崛起是一个囊括多领域的综合能力的崛起，必然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推动，“一带一路”就是在实践总结中，立足客观性、科学性,从而得出正确的方向指引。

党指导能源实践、坚持对安全观的正确解读也根植于中国文化合作包容的要义，这与西方能源文化形成了巨大差异：西方某些霸权国家的能源安全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安全”，即通过对能源来源地的军事控制或能源市场的金融控制达到“国家利益”维护的目的，并常以能源为战略工具，遏制其它竞争性大国或新兴能源消费大国的崛起，其本质是霸权理念和单边主义在能源领域的延伸；中国的国际能源战略，主要是以保障国内供应为主要战略目标，追求的是一种“相对安全”，在国际合作中强调合作共赢的文化价值观，在“一带一路”能源框架下推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由于中、西能源安全观的迥异，对能源权力的理解和由此引发的国际行为也大相径庭。

（三）紧密结合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和解决瓶颈问题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是涉及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2013年以后，中国国内能源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和制约瓶颈，从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是事关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自2017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2018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后，石油对外依赖度在70%以上，天然气超过40%以上，“缺油、少气、富煤”的能源结构决定了油气对外依存度会长时期保持高水平状态，针对这一主要矛盾，党中央指出了“保证能源供应”为最大的能源安全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全局高度，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深入分析和开拓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合作的互补性，在内容上把水电、风电、光伏等能源列为重要合作领域。“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以来，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总投资额中，化石能源占比80%，可再生能源占比不到20%，到2019年，总投资中化石能源占比已降至56%，而可再生能源占比升至43%。中国针对性强化对能源单一品种依赖性、对集中能源来源地依赖性、对能源运输通道依赖性、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依赖性这四大“依赖性困境”的解决路径。

新时期，境外仇华态势加剧、缅甸局势动荡、中印边境冲突、经济衰退导致的海盗猖獗等，能源合作和运输环境复杂多变，涌现了一些安全风险，如能源管道安全风险管控压力大、“一带一路”项目面临优化升级压力、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带来竞争和责任、地区政治动荡加剧、对华负面舆论干扰企业“走出去”积极性、中美能源安全观差异导致合作共识难一致等问题，中央加快政策办法的出台，不断搜集研判，应对新挑战。

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国外局势，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开辟能源革命和国际合作实践，能源安全观先后经历了“集体安全”到“自给自足”、“供应保障”到“共同安全”、“能源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并以此形成了“引进来”“走出去”“多元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框架等国际合作实践，能源安全体系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是贯彻落实国家整体安全观的伟大实践。在国际合作中，能源品类，从以单一的以石油为主发展到油气、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多种品类的合作局面；能源通道，从高度依赖的周边和海上运输模式发展到五大能源战略通道；能源来源，从单一品类和进口地区依赖发展到多元化合作局面，现代化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初具规模；能源治理角色，从国际能源合作框架下的追随者、参与者向塑造者转变。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整体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理念、立足中国发展最大实际、用辩证科学方法推动指导实践，赋予了“一带一路”能源伙伴关系持久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