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变浑河 无定到永定

永定河是京津冀晋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更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流经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其中，北京境内全长约170公里，流经门头沟、石景山等5个区。在历史上，由于城市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永定河曾被过度开发，周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河水由清变浑，水患频发。元明清时期，官府曾经通过修筑河堤等手段对水患进行治理，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官厅水库及防洪工程系统的建立，使永定河真正实现安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气候变化、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用水增加等因素影响，永定河流域环境承载力降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平原段基本成为一条干涸的河流。为解决这一新问题，北京市遵循“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的问题”工作思路，“以水开路，用水引路”，持续组织实施永定河集中生态补水工作，近两年逐步实现了永定河北京境内全线通水，沿河生态系统得到极大恢复，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环境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使永定河重新焕发了生机。

永定河生态环境的变迁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的山麓之间。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永定河穿越山谷盆地，自西向东，流经山西、内蒙古中南部、河北西部，进入北京。河水流经区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特别是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陕北、河北西部与西北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的山地，遍布松、柏、漆、棕、桐等很多树种，原始的自然生态样貌显著。

历史上，永定河被称为水，水上游又被称为桑干河，流出西山后的河段被称为清泉河。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水》一文记载，水穿行至怀来县马径山，又东南出山，“瀑布飞梁，悬河注壑，漰湍十余丈”。水自南出山后，流向东南，经良乡县北，历梁山南，过广阳，又东至渔阳雍阳县西，入潞河。水东入渔阳，“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漫难寻”，散漫成了众多涓涓细流。

隋唐五代时期，今永定河上、下游两岸森林依然茂盛，是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错地带。据《大金国志》记载，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金太宗为了进攻南宋，在燕云两路征发40万人，来到蔚州交牙山，采木为筏，欲由海道攻打江南。这次军事行动，因为百姓贫困，蜂起反抗，最终未付诸实施，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永定河上游的森林依然繁茂，只是正逐渐消耗在政权更迭的战乱之中。

到了元代，修建大都城所用的建材多来自西山。《卢沟运筏图》描绘了从西山采伐大木，通过木筏运至大都的热闹场面。可以看出，此时的永定河水量依旧丰沛，但由于过度采伐，西山的生态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

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营建北京城使得永定河区域内的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明代一直注重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明初，为了防范元朝残余势力，政府设立包括宣府、大同二镇在内的九边镇防御体系。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之变，蒙古也先部挥师南下，英宗被俘，震惊朝野。在紫荆关、居庸关、雁门关一带关口，原始森林绵亘数千里，树木根株蔓延，是防御少数民族入侵、拱卫京师的天然屏障。但是，到了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二月，历经官民砍伐，这里的林木被砍伐殆尽。

永定河原是一条河水充沛的清水河，由于上游生态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杂质，在下游沉积。金代，河水已经不再如往日般清澈，被称为黑水河，又被称为卢沟。燕人谓黑为卢，卢沟由此而得。元代永定河除延续卢沟河的称谓外，还在《元史》中被称为小黄河，“以流浊故也”，又被称为浑河，可见，河流含沙量较大。永定河名称变化反映出河性的变化。永定河不再安澜，而是频繁漫溢和决口。明清以来，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含沙量较高，下游河床日益加高，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河水迁徙无常，水患频仍，被称为无定河。

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

永定河流域的自然资源助力北京城市的发展，但北京城市的发展对周边区域生态环境也带来很大影响。长期的滥垦滥伐导致永定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地表不能涵养水源，水土流失严重，下游泥沙沉积，清泉变浑河，河道多次决口，水患频仍，治河成为困扰各朝代的难题。

金代开启了关于永定河的治理工程。据《金史》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七月，大雨，滹沱河、卢沟水溢，河决白沟。大定年间，卢沟河在显通寨（今石景山至卢沟桥之间）决口，皇帝下诏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堵塞决口。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六月，卢沟堤再次决口，朝廷招募生计困难的灾民参与修筑堤坝，官府支付钱米，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尽快堵塞决口，还可以赈济灾民。为解决水患，元朝政府曾多次筑堤。如成宗六年（公元1302年）正月，修筑浑河堤坝80里，并严格禁止侵占旧河的行为。四月，修筑卢沟河石景山河堤。英宗二年（公元1322年）六月，修筑浑河堤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四月，派发兵民筑浑河堤。元代不仅加强了石景山至卢沟桥段的堤防，对卢沟桥以下大兴、东安、武清等地的堤坝也多有修筑。

明代修筑的堤防更为坚固。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官府用条石修筑卢沟桥一带的河堤。明英宗对负责修筑的工部尚书嘱咐“务存坚久，勿为苟且，庶几暂劳永逸”。这段石堤用“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广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视昔益坚。既告成，赐名固安堤”。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徐渭曾作竹枝词有感：“沙浑石涩夹山椒，苦束桑干水一条。”

清代水患依然存在，清政府一直积极治理永定河。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永定河决口，康熙帝亲临阅视，命令于成龙主持治理。于成龙提出筑疏兼施原则，即疏浚河道，缓解由于河道阻塞导致的水患。自良乡老君堂，经固安县北至永清县东南朱家庄，至安澜城河，共疏浚河道145里，同时，修筑南北大堤180余里。康熙帝赐名永定河。此后，永定河无迁徙者40年。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治河较有成效的官员，方观承便是较有功绩的一位。他出任直隶总督，兼理河道时期，根据永定河流经的地势和土质特点，提出保持上游水土为治河之本。他还派人在宣化城西广植柳树，减轻下游泥沙淤积的隐患。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京畿一带连降暴雨，永定河数处决口，清政府除蠲免、赈济灾民外，还组织灾民五万人参加堵筑决口、修筑堤坝及挑挖淤沙等工程，组织大规模以工代赈，实现对永定河的有效治理。晚清以来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政府财政日益支绌，对治河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

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的发生，但囿于北京城防御安全的考虑，未能将其放置在永定河流域整体生态系统的范畴内进行宏观统筹，因此很难实现根治水患的目的。

永定河的生态修复

永定河得到根本治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10月，国家正式动工修建官厅水库，1954年7月交付使用，蓄水运行。这是新中国第一座蓄水量达1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综合利用水库。此外，官厅水库和北京境内修建的斋堂水库、苇子水水库，上游张家口、大同地区修建的一系列水库，既可以控制汛期洪峰，还可实现蓄水，有效减轻下游的洪涝灾害。从1967年至1983年，国家又对卢沟桥至三家店段的永定河左岸堤防进行加固、延伸和治理。在卢沟桥以上新建永定河拦河闸、改建小清河分洪闸、扩建大宁水库为滞洪水库。经过这一系列建设和整治，永定河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不仅实现安澜，还为北京城的供水、供电发挥了显著作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永定河又面临着新的危机。由于上游地区的发展，永定河有限的水资源被过度开发，三家店以下河道逐渐断流、干涸，河道内植被退化，河床逐渐沙化，再加之降雨稀少，每到冬春季节，扬沙严重，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两岸的建筑和企业不断占用河道，肆意向河道排污，官厅水库的水质也遭到严重污染。

200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水利部编制了《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国务院给予批复。《规划》拟定的目标是：通过开源、节流、水资源保护、流域水资源统一规划与管理等措施，保证21世纪初期首都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共同可持续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水资源供需达到基本平衡。随后，北京市相继出台了《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规划》和《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规划》，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正式启动。2009年北京市启动对三家店拦河闸至卢沟桥段分洪枢纽段全长18.4公里的河道综合治理。2013年，建设完成门城湖、莲石湖、晓月湖、宛平湖、园博湖和循环管线工程的“五湖一线”工程，永定河城市段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目前，通过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管理模式，实施推进生态补水，干涸已久的永定河已经实现全线通水，永定河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17年6月17日，黄河水从山西万家寨引黄工程隧洞注入朔州七里河，经桑干河流向永定河，这是黄河水在山西首次跨流域补水永定河。2019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京津冀晋四省市，协同联动，紧密协作，大力实施流域生态水量统一调度，对永定河进行跨流域生态补水。黄河水经万家寨引黄工程进入永定河，册田、友谊等水库向官厅水库调水，向下游河道集中补水，永定河山峡段全线流动，官厅水库以下形成140公里连续水路。2020年春季永定河再次补水，官厅水库以下形成248公里连续水路，断流25年的永定河北京段全线贯通。2021年永定河全线贯通入海，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取得重大进展。2022年5月1日至6月15日，政府实施春季永定河北京段生态补水，官厅水库向永定河补水总量近2亿立方米，进一步涵养和提升了流域内的生态环境。

如今，我们正在运用更加科学的技术和手段，探索出一套完整的、开发治理永定河的方案。我们相信，未来只有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者简介：张艳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