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传承红色家风 弘扬革命精神（3）

三、对亲属要求严格

伯父对于家人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我小时候为什么住在伯父家里？因为伯父要求给我父亲安排的工作职位要低、待遇要少。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房子住不下了，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住到他那里。

放寒暑假的时候，我有一次早上到院子里坐着看书，大概是六七点钟的时候，他则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去休息前，他会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看到我在看书，就很严肃地走到我面前问我怎么还在这看书。我不大理解伯父的意思，他说你没看到这么多叔叔们在打扫院子吗，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在这看书。当时那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从小就教育我们，你们就是普通学生，长大了就是普通劳动者，一贯都是这种要求。

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两次“周某人”。我曾经做过小学老师，但是时间不长。区委把我调到机关单位，参与临时的运动。伯父一听说我调到区委了，就很严肃地问怎么回事，你原来不是在基层小学做老师吗，怎么会调到区委机关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我说我是服从组织分配的，当时有一个运动需要党员，所以就让我去了。伯父就说，你这个临时工作做完了以后，还要回到基层去。我结婚后又随军去了外地，在西安工作五年，也是在基层，然后又到贵州的山沟沟里工作四年。四年之后，我先生被调到北京，我都不敢走。部队问我怎么不回去，我说我没有调令。部队领导说，你周秉德回北京找份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嘛。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路，都是根据组织安排，有组织的调令，我才能够离开。后来，他们把我的问题也解决了，说我是可以随军的。伯父一听说我回北京了，就问怎么回事，你怎么又回北京了，你都离开北京九年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伯母在旁边跟他说，你别忘了，秉德不光是你侄女，她是军人家属，随军调动是有安排的。伯父这才不再质问。

伯父对亲属的要求非常严格，也是有很多例子的。比如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国务院有规定，机关干部的亲属、朋友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一定要返回，不要再留在北京。结果，我们家确实有一些亲属从外地过来，伯父也不客气，把这些亲属找来一起吃一顿饭、拍个照，然后买好车票送大家回去，不要在北京过国庆。比如八奶奶的亲婶母的孙子在北京读书，之后就留下来了。他每年都要回老家看望祖母和母亲，也就在老家找到一位小学老师来北京结婚。伯父就问我这位嫂嫂，说你到北京来结婚，什么时候回去啊？嫂嫂说，我已经调到北京了，还是做老师。伯父说，我这是精简北京人口，你还给我增加北京人口，你还是回去吧，你们两个一起回去。我这个堂兄回去做了中学老师，嫂嫂还是继续做小学老师。我们每个人都是凭自己的努力，自己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