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教我当好兵

1962年夏，新闻播发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消息。此时，我已完成高中的毕业考试，正全力准备高考。恰逢夏季征兵，我不但报了名，而且在学校的征兵动员大会上还代表适龄的同学表了态。记得最后一句话是“好样的，站出来，听凭祖国挑选！”我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转业到了地方，在湖北省任财政厅厅长。1952年秋，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财政部任职，约他到北京中央组织部商谈调动事宜。到北京后，父亲从老战友处得知朝鲜战场特别需要懂后勤的干部，遂主动向中央提出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申请到朝鲜战场工作。中央批准了父亲的请求，任命他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朝鲜战场不仅生活条件没法和北京比，而且还随时有伤亡的可能。有一次他到志愿军司令部开会，途中被美国的飞机盯上了，他沉着地指挥司机和警卫员与敌机周旋才转危为安。

我平时住校，星期六回家后对父亲讲了我报名参军并在征兵动员大会表态的经过。他当即表示：“好！你做得对，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家庭就要站出来起带头作用。”

晚饭后，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你已经过了18岁，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记住我的话，干什么都要干好，干什么要有干什么的样子，要么不干，干，就要干出样来。“当兵就要当好兵”“干什么都要干好”。这是父亲平时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他不仅这样要求我们，而且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三年困难时期，部队供应也受到了影响，北京军区有许多指战员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作为后勤部长的老爸心急如焚。他向军区党委提出自力更生建立农场、通过农副业生产改善部队供应的建议。军区党委批准了父亲的建议，并责成他具体来抓这项工作。那一段时间，他经常出差，跑遍了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及京津地区，寻找农副业生产基地。最后确定在唐山地区的柏各庄建一个大型农场。农场选在柏各庄的盐碱地上，原先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筹建农场的过程中，从选址、勘察、设计到基建他都亲力亲为。芦苇荡是蚊子、小咬的天下，他每次回家都是一身疙瘩。深秋的一天，父亲又一次从农场回家，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好危险，差点回不来。”

原来，为了加快筹建速度，父亲坚持不到唐山住宾馆，一直与筹建处的干部战士吃住在一起。天气渐冷，农场筹建处就在父亲房间里生了个煤火炉子。睡到半夜，他觉得不对劲，手脚不能动，喊也喊不出，好在头脑还清楚，知道煤气中毒。他挣扎着从坑上滚下来摔在泥士地上。身子一着凉气，感到有了点劲，一步步爬到门口把门推开。哨兵见状，赶紧把他拖到院里，才躲过了一劫。

父亲对我说，你选择当兵，报名容易，要当个好兵却不容易。他问我：“你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好兵吗？”见我答不上来，就对我说：“要成为一个好兵，一是当步兵，二是上战场。”他说，为什么对你提这两条？因为步兵要求最严格，训练最苦，也最能锻炼人。至于上战场我就不多说了，当兵就不能怕死。只有不怕苦、不怕死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兵，一个好兵。

政审、体验合格后我收到了入伍录取通知书。我把学校的用品送回家并向父母辞行。父亲嘱咐我：“到了部队好好干，要作好吃苦的准备。记住，你只是普通的一兵，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有优越感，要服从领导，要和农村来的同志打成一片。”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再三叮嘱，从今天起，你就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要时刻记着毛主席的话，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根据征兵计划，我的同学都到了张家口的二线部队，只有我到了战备值班并拟调到福建前线参战的24军70师210团，也就是小说《红日》及后来电影、电视剧里的“老虎团”。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用权力为子女安排工作。

24军是一支有着赫赫战功并有优良传统的部队，训练非常严格。虽然有父亲的提醒，心里有吃苦的准备，但真的到了连队，才对“苦”有了切实感受。下到连队时是7月上旬，正是一年最热的季节。因为随时都有开赴前线的可能，学会射击就成了新兵的当务之急。射击预习是在7月的骄阳暴晒下进行的，一趴就是50分钟，起身一看，地上是一个汗水形成的人形。利用短暂的10分钟休息时间上厕所，喝几碗绿豆汤补充水分后又接着练，一天要练9个小时；战术训练要在一口气冲上几百米山坡的同时还要完成射击、投弹、刺杀、格斗等一系列动作；练习投弹练得胳膊都肿得拿不起筷子，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放到窗台上用嘴够着吃。

第一次行军，脚上打满了血泡，我的两只脚后跟皮肤齐齐地脱落下来，疼得不能沾地。有一次拉练，经过一宿行军后已经人困马乏，突然传来命令，前方十公里外的某地发现敌军空降，跑步前进。我们打起精神，一个强行军按时赶到了“战场”……苦不苦？真苦。但想到父亲的话，我都咬牙顶了下来。

在部队的几年，我一直记着父亲的嘱咐，当好普通一兵。我是团报道组的成员，有时要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战友报》等新闻单位送稿。有一次到《解放军报》送稿，临走前宣传股长问我：“小吴，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我说：“入伍后还一直没有回去过。”股长说：“送完稿回去看看，也代我们问首长好。”我送完稿回到家正值中午吃饭时间，父亲见我就问：“你怎么回来了？又在搞特殊！”我说：“没搞特殊，是宣传股长主动提出来让我回家看看。”听完解释，父亲说：“还说不是搞特殊！规定义务兵服役不满三年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许探家的。领导是好意，但你自己要自觉。”从此以后，到北京送稿我再也不敢回家了。

1969年4月，我以战士的身份退伍，武装部分配我到北京铁路局地铁运营筹备处（即现在的地铁一号线）当了一名普通电工。后来，“文革”停刊的北京铁路局《京铁工人报》复刊，因我有在部队搞过通讯报道的经历被调到报社，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由于没有大学文凭，职务、职称都受到一定影响。有人问我：“您父亲对你们这样严格你不埋怨他吗？”我说：“父亲是对的，他在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作为我来说，一个人应该有自立的志气。自己的路应该自己走，自己的历史应该自己写。”

7年的部队生活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对我的人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名”与“利”在我心中已经渐渐失去了位置，而干什么都要干好成为了我的不断追求。更重要的是，经过7年步兵生活的锤炼，什么苦我都能吃，什么困难我都能克服。我对自己有了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干什么都能干好。从部队退伍后，母亲对我说，现在北京市属于北京军区管，你想在哪方面发展，我们都可以说上话。我对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从党的安排。我相信自己在哪都会干出成绩来。

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虚度光阴。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站了出来，而且干什么都力争干好。当兵，我是五好战士、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在军事上，我年年是特等射手，所有的夜间射击，全连只有我一人做到了百发百中；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退休之后，摄影成了我的新追求，我被评为《大众摄影》2017年度影像“十杰”，成为全国摄影家协会的成员。

人，可以不要名利，但不能没有追求。感谢父亲，是他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作者系人民铁道报总编室原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