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讲堂】丁明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2）

（三）科学技术发展的演进逻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当前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扩散的速度、深度、广度前所未有，科学研究的范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其中，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融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直接用于科研过程，大大加速了科学发现的速度，以及以科学技术新的原理、组合、应用为基础而产生的突破性、颠覆性创新，有望推动一些相关产业乃至全球经济的革命性进步。此外，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非传统架构技术在持续进步，且可能突破现有计算系统的物理极限和瓶颈，为信息技术产业带来颠覆性影响。

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呈现“一主多翼”的基本格局。“一主”即以信息技术深度发展和全面应用为特征，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兴技术群落应运而生；“多翼”指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创新发展迅猛，或在农业、能源等领域掀起产业变革。

未来几十年将是人类和机器智能协作的黄金时代。智慧场景的实现离不开一些关键技术，如物联网、5G/6G的可靠通信、AI的知识构建、“云”这种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AI产品近年来的表现也说明，人机合作这种智能协作已经成为现实。

（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构转换的复杂性上升，由经济下行压力、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引发的各种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稳定问题日益凸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强化科技源头供给，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核心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还不够，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机制尚需加强，科技创新力量布局和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科研生态和作风学风需要持续加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我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紧迫性在于：我国科技创新已经有了坚实基础，但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迫切需要有一批创新主体能够肩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与担当，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提升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形成一批战略性产品，秉承人才强、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路径，围绕战略性产业部署创新链。

此外，我国未来的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包括“双碳”战略的提出，也对科技发展提出了重大需求。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实现“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碳”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是实现国家远景目标的有效支撑，涉及科技、工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国家治理体系等多个方面。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我们一要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问题，实现从依赖资源到依靠技术的发展模式转型；二要解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实现从价值链中低端到高价值产品的产业结构转型；三要实现建设成为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实现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从工业文明形态到生态文明形态的最终转型。

（五）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倒逼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我国发展的外部形势作出了判断：“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国正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一方面，我国科技发展的路径发生变化，从跟随西方走向探索“无人区”和“灭灯区”。另一方面，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发生变化，提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更需要研究好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既要从中华民族百年巨变的历史和思想历程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以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也要积极部署应对科技创新重大风险的工作，加强主动防护，通过补短板和扬长板来打破路径依赖。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带到“技术政治时代”。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心是高科技创新优势的竞赛，是围绕新科技革命所塑造的新权力的争夺。由此可见，新兴技术发展催生的新权力空间愈加重要，比如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安全、网络治理规则体系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

同时，“卡脖子”问题也被广泛关注。整个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成为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卡脖子”问题主要表现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既有面向产业发展的问题，也有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在行业层面，一些产业链的部分关键环节依赖国外供给，存在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在基础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关键共性技术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大。在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等方面瓶颈仍然突出。

我们要怎么认识“卡脖子”问题？一是技术的“卡脖子”现象是技术追随的必然产物；二是“卡脖子”现象不仅受到技术自身影响，更与制度要素息息相关；三是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四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要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主力军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科技创新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地基不牢，即重要领域底层技术对外依赖度高，基础理论、材料、工艺、设备和器件等持续积累不够；二是前沿颠覆，即重要新兴领域颠覆性创新可能完全改变现有技术轨道和产业形态，使我们丧失已有技术轨道和产业格局优势；三是体系对抗，即新兴技术领域大国博弈中，出现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技术体系与科技阵营；四是人才竞争，即各国对人才争夺空前激烈，全球人才流动发生新的变化，要完善我国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2022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所以，只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应对风险挑战的应变能力、抗压能力、对冲能力和反制能力，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