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眉深锁庙堂忧 半语能传家国恨

1958年3月14日上午，天气阴沉，乍暖还寒，北京嘉兴寺殡仪馆（今厂桥附近）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公祭。主持人是郭沫若，参加公祭的有国务院副总理贺龙、陈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等。公祭开始，主持人宣布党组织批准同意追认逝者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公祭结束，起灵八宝山，贺龙副总理泪光闪闪，手扶灵柩，送上灵车，目送挚友。这位逝者就是被誉为“菊坛杜甫”的京剧大师程砚秋。在程砚秋54年的人生岁月里，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艺术舞台展傲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华北日报》发布消息：“今晚不登台演戏。平市名伶程艳秋，原定今晚在中和演《文姬归汉》，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再粉墨登场，显露色相！遂于昨日通知该园，今晚决不出演云。”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程砚秋（原名程艳秋）针对日寇侵华行径所宣示的鲜明立场。

战火蔓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程砚秋备感苦闷焦虑，家国情怀在心中迅速滋长。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唤起国人团结抗战才能御侮救亡，愤而以戏曲舞台隐喻揭露国民党政府对内镇压民众、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他倾心演出《文姬归汉》《春闺梦》《荒山泪》等担当道义的正剧，以程派特有的幽咽婉转与锋芒，唱出绝代风华，演绎人间正道沧桑，开智启迪国人。

程砚秋还把川剧《江油关》改编成京剧《亡蜀鉴》，借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蜀将马邈投降，其妻愤而自刎的历史故事，悲愤唱出：“败兵到不投降便要逃走，眼见得好山河付与东流……愿国人齐努力共保神州。”这段二黄慢板唱得字字血泪、腔腔真情，震撼人心。程砚秋太希望用自己的艺术穿透这个时代，以至于《亡蜀鉴》对国民党当局的抨击太猛，仅仅上演两场即遭禁演。

1931年12月11日，程砚秋在北平报纸上发表《检阅我自己》一文，发出“我的生命必须整个地献给和平之神”的誓言，开文艺界自我剖析之先河。12月25日，他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作了题为《我之戏剧观》的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演剧给人家开心取乐呢？难道我们除了演玩艺儿给人家开心取乐，就没有吃饭穿衣的路走了么？我们不能这样没志气，我们不能这样贱骨头！我们要和工人一样，要和农民一样，不否认靠职业吃饭穿衣，却也不能忘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责任。”这是程砚秋鲜明的戏剧主张，这种号召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同一年，国际联盟派考察团来华考察教育，在南京得知京剧《荒山泪》旨在祈祷和平，慕名专程到北平观赏。程砚秋的精湛演出深深打动了国际联盟考察团，考察团中几位外籍教授对这出反战戏剧大为赞赏。1932年，程砚秋受邀前往欧洲访问，在国际新教育会议第六次年会上，50余国的数百位代表了解到其为人和立场，纷纷请求他发表演讲。程砚秋以《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为题演讲，受到普遍好评。裴开尔和郎之万两位教授将《荒山泪》介绍给各国代表，程砚秋用清唱演绎该剧。一曲唱罢，掌声雷动，与会者奋起高呼：“废止战争！”“世界和平万岁！”

罢演闭校不侍寇

程砚秋创办的中华戏校，颇获观众喜爱，从1930年到1937年，全部学校经费都可用演出收入来维持。而七七事变后，戏校不仅不能进行正常的营业演出，而且入不敷出，最后竟连房租都交不起了。1940年，日伪当局得知戏校难以为继，派人表示要接管。事发当晚，程砚秋召集校务委员会紧急商讨对策，程砚秋说：“敌寇入侵，我们不能远离北平，还不时地以演出为掩护，这已然很对不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再若看到我们的戏校、我们的学生以及我折腰侍敌，那真是生不如死了，所以我们决议解散戏校。”这一席话，掷地有声。多年经营的事业就这样放弃，大家虽然不忍心，但事关做人原则和民族大义，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程砚秋的意见。

当时，关闭学校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与日伪当局硬碰硬，可能会危及师生安全。校方机智周旋，对外以增选校长为名，制造红火的假象麻痹日伪当局。在召开全校大会时，以资金不足为由，宣布停办，请大家各奔前程。等到日伪当局反应过来时，中华戏校已是人去楼空。

北平沦陷后，日伪当局不仅要求所有商业铺面照常营业，以制造商业繁荣的假象，而且为粉饰太平，还要制造歌舞升平的景象。为此，他们找到北平梨园公益会，要求其出面组织京剧界唱义务戏，为日本人捐献飞机。不少梨园人屈服于压力同意献唱。公益会找来秋声社经理人一起劝程砚秋。程砚秋坚定回答：“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谁就去唱。”来人继续劝道：“大家为了混碗饭吃，不必得罪日本人，鉴于程先生的特殊地位，若坚决不应，恐会有损北平京剧界。”程砚秋愤然：“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此时的程砚秋，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其所思所悟所为，与党中央的号召高度一致。面对民族大义，程砚秋用自己的方式在沦陷区的北平为梨园界树立起一座丰碑。

程砚秋台上编演正剧弘扬时代正道，台下也勇敢反抗日伪之无耻行径。1942年9月，程砚秋新剧《锁麟囊》在上海演出成功，他满载欣喜返回北平。途经天津时，应中国大戏院的邀请，做了三天演出。剧团成员先期返回，他一人坐火车回北平，在前门火车站出站时，突然被伪警察拦住。那人上来就给程砚秋一个大耳光，随后动手殴打。程砚秋练过太极拳，有硬功夫护身，他挥拳自卫还击，狠狠教训了日伪走狗。各大报纸以《程砚秋大闹车站》为题报道此事。回到家，程夫人见他衣冠不整，满面怒容，金表也丢了，忙问究竟。程砚秋说：“这些鼠辈仗势横行，此番被我教训一顿，也出出胸中恶气。”他也深知此事未了。果然，托运的戏箱被刺刀捅得乱七八糟，堂鼓也给挑破了，挨那一耳光竟把左耳膜震破，吊嗓听不准琴音，登台唱戏受到影响。

面对日伪的拉拢胁迫，程砚秋想出了奇招。他来到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找到素有交情的内科主治大夫杨学涛抱拳行礼道：“我现在这样胖，哪还能上舞台表演呢？”杨大夫顿时悟到这番话的真意，当即开具诊断证明：“程砚秋经本院内科检查，体胖有碍心脏，不宜在舞台献艺，应休息。”德国医生义克德主任签了字。有此一纸证明，程砚秋得以一时抵挡住日伪的纠缠。

洗黛归农铸大义

程砚秋硬抗软争，引来日伪当局报复。日伪下令所有广播电台不准播放程砚秋的唱片，不让听众听到他的声音，以此孤立他，使他失去实现社会理想的舞台，摧毁他的意志。程砚秋深知这是不当“顺民”的结果，日寇不会就此罢休。他毅然决定息演剧坛，避居海淀青龙桥乡间，谢客务农，以此表示抗争。

1943年春节前，程砚秋解散苦心经营多年的秋声社，作别舞台，孤身来到青龙桥，开始村居生活。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购地 60 亩，添置牲畜农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正儿八经当起了农民。舞台上的霜天白菊成为下里巴人，他以简约朴素的方式反抗现实，在农陌桑田同样留下佳话。务农期间，他仍坚持练功读史，联系现实思考国家命运和艺术人生。

程砚秋虽已不再登台演出并移居郊外，但日伪仍接连不断干扰。隔三差五“拜访”，三天两头骚扰家属，强加罪名，伺机侮辱。1944年初，日本宪兵队以程砚秋从前经常与“要人”往来，且有子女在瑞士念书，思想不良为借口，将他列入黑名单。2月25日凌晨，日本宪兵和伪警越墙进入西四北报子胡同的程宅搜捕，翻箱倒柜，一无所获。因程砚秋当晚住在青龙桥，便将程夫人和几个孩子关押在后院，分头审问，从凌晨折腾到中午，仍未得到反日“罪证”，只好悻悻离去。

程砚秋渴望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急切心理也体现在他的诗句之中。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他与友人远眺京华，心潮起伏，索笔为诗：“凭栏远瞩气萧森，故国精华何处寻？桑田沧海惊多变，指日挥戈望太平。”

隐居青龙桥期间，程砚秋实行“三闭”——闭口、闭眼、闭心，埋头农耕，躲避敌人的注意，即使舍弃钟爱的舞台、作别深耕的艺术，也不伺候日本鬼子。这与梅兰芳蓄须明志、辍演八年，交相辉映，为中国京剧史写下光荣的一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程砚秋闻讯兴奋雀跃，一扫“三闭”，欣然“三开”——开心、开眼、开口。作为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家，程砚秋被正式接进城。他受邀在电台讲话欢庆抗战胜利，接着参加庆祝胜利的公演。

和平的日子没有享受几天，国民党又挑起内战，程砚秋再一次归隐西山，直至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重整河山，到处是一派改天换地、弃旧迎新的景象。程砚秋感动于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民族的新生，心中燃起希望，再施粉黛，为人民而唱。

程派唱腔的幽咽婉转，正如华夏民族文化血脉，在一次次遭受重创之后，重振辉煌，生生不息。程砚秋把艺术奉献给人民、奉献给新中国，成为人民艺术家。

1957年11月，经过了几十年求索奋斗、历经磨难的程砚秋，向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呈交了入党志愿书。在京剧界同辈之中，他是第一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亲自做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这是周恩来自1927年介绍贺龙入党之后，30年来第一次做入党介绍人。周总理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写道：“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简介：贺月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