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萍：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2）

（一）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他很好地解决了调查研究为什么要进行、怎么进行的重要问题，围绕调查研究的目的、基本内容、主要方法、结果的有效性等问题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制度的顶层设计。

贵州路桥集团承建的锡绣大桥主拱圈顺利合龙。（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展开对家乡的深入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萧蔚然一起，身无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公里，游历了5个县。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历时半个多月，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几个县游学。毛泽东立下鸿鹄之志，选择不出国留学，而是留在国内。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以了解中国革命情形、寻求中国革命道路、找寻中国革命力量为其调查研究的重点。1926年，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根据学员们来自的地区，划分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亲拟了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们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深入调查，让农民对农村有了全新的认识。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式发表。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

玉田县虹桥镇后独树村农民在收获白菜。（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入寻乌、兴国等地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作，留下了宝贵经验。

寻乌县位于江西东南部，居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毛泽东深入寻乌县城，细致地调查了当地政治、交通、商业、土地关系等情况，写下了《寻乌调查》，之后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41年9月，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时指出，“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第二，指明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第三，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唯心论，我们需要理论学习，同时也要向实际情况做调查；第四，提出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强调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调查的目的是制定正确的策略；第五，对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目的作出顶层设计。

《反对本本主义》是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章。在革命战争残酷的环境下，这篇文章曾不幸遗失。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的赖茂基老人将藏在小木盒里印制成册的文章作为重要革命文物捐献出来。1961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那里发现了这本小册子。当这本纸张已发黄的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时，他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继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之后，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二）党史上的两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将重点介绍党史上的两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次是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另一次是1961年发起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941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此期间，1941年8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阐释了大兴调查研究的原因：“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共中央认为当时党内依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亟待解决；第二，在抗日战争发展进程中，党内还存在着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国际形势认识不足的问题，存在着对敌、友、我三者认识不足的问题；第三，我们党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明确判断，我们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要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因此，党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此次调查研究规模空前，涉及各个领域。第一，成立组织机构，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情报部）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延安设四个分局，各司其职。第二，各调查机构负责不同调研主题和内容，做到调研主题和内容的广覆盖。第三，组织各类调查团，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