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史资源。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三大体系”亟待高质量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是尽快补齐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短板，不断强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为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而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开展，能够体现大历史观的深刻内涵。以大历史观视之，在引发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力中，中国共产党是主要的动力之源，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寻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内在的运作机理及其思想逻辑

传统的中共党史研究一直遵循政治史范式，以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为论述中心，较少关注社会层面的变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解释历史，其功能也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时候，政治史就是一种史学范式。”早在1991年，张静如先生就撰文强调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他在文中还强调说，按说这个命题不难说明，因其道理并不复杂。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而且张静如先生进一步指出，社会史主要描述社会下层群众生活是不妥的，因为即使像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之类，也不只是与社会上层和大人物有关。如果社会史只研究社会下层群众活动，恰恰把社会截然分开，使那些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核心，其他社会生活概不涉及的历史叙述完全成为社会上层人物的历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而不是建立社会史，把它们分开”。此论切中肯綮。

诚然，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其中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颁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贯彻落实的社会成效如何，是要着力回答的重要议题。因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总是要作用于相应社会领域，并对社会发生影响的。只有从社会各层面进行观察与思考，准确地掌握国情和民情，才能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只有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特点及变化，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发生、发展，以及革命、建设、改革的特点和规律。其实，“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史更是一种研究视野的拓展，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和“总体史”的旨趣。“新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广为接受，其关键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社会史是作为新史学的代表而出现的，更是体现了一种“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理论方法，更是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历史地、科学地看待历史发展，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立足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在把握历史主动中统筹谋划国家治理体系。以大历史观拓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野，“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研究“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就是要超出局部视域，放大历史视距，以百年千年的长时段、文明演变的新高度、政治社会的宽领域、家国天下的大关怀为要旨，打通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思想与实践。在此意义上秉承“大历史观”，需要从更广义的政治现象与党的政策设置切入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角度重新审视党的各种思想主张与政策设计，考量政策与思想、思想与生活的关系，在社会效益的意义上了解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的实际效能。以大历史观拓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野，是这一学科繁荣发展的必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而中共党史党建学要想回答好“人民之问”，就必须关注社会变迁与民众诉求之间的张力，准确了解和把握民众所需所盼，确立学术研究议题，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做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旨，就是寻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内在的运作机理及其思想逻辑。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是“四位一体”逻辑结构

社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开展建设、推进改革的复兴征程中，“变革社会”始终是其最核心的基本任务。从大历史观来看，我们要拓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野，就需要在“社会”中重新理解政治，在感知“社会变迁”的同时，还要感悟“何以变迁”，探究其背后的动因。

长期以来，当代社会史研究惯于聚焦地域性个案研究，较为注重停留在个体生活和日常历史的关注上，失之于局部以至琐碎，少有达到理性的高度，存在“思想不在场”的弊病，很难从思想层面回应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重大问题恰是党和国家各层级制度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党和国家各层级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社会的运行相互促动的结果。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有着政治史研究传统，对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路线的研究较为关注，成果较为丰硕，但对中国共产党思想与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在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因此，在此意义上，学界需要查缺补漏，努力关注社会变迁背后变与不变的思想世界。而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提倡“从社会生活的视角来选取思想资料，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对于群己、家国、治乱等社会主题的思想”，其研究主线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民众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在关系，既着眼上层思想史，又兼顾民众生活史，是从一个大视角的观照，目的在于揭示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发展思想战略的整体风格。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因此，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框架是“问题导向”—“顶层设计”—“政策应对”—“社会反响”的“四位一体”逻辑结构，旨在回答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顶层设计层面给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制定和实施了怎样的社会政策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这些顶层设计和政策是否达到了预设目标等问题，以揭示宏观历史与社会具象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民生建设的生动画卷。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以其思想的穿透性，打通了中国共产党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寻觅历史场景中的思想脉络和由于种种原因被化约的复杂性、生动性，致力于探索“社会何以变迁”的动因。尽管“社会思想”与社会现实结构状况不同，但建基于历史基础上的“社会思想”，能够以其历史的积淀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思想要素。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倡导从思想史高度看待社会政策材料，重新处理“社会思想”与社会政策的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契合大历史观意义的学术探索

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思考进路，是从回溯中华传统文化、反思西方社会思想理论和提炼中国当代社会实践三个层面进行的。

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首先要阐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构建独立于西方的现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思想传统为人们提供认识社会状况的价值依据和认识方法，同时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指向制定自己对待社会问题的行动纲领，也决定人们在思想传统和社会行动所得出的问题答案之间进行理性的辩证思考，以决定对传统思想的态度，从而形成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及社会的发展的本时代的新理论、新学说。可见，思想传统是每一代人形成关于本时代的社会思想理论的基础和思想资料来源，也是人进行‘新’的思索所必须在最初依赖的现成的（既有的）思想框架和方法论原则。”诚哉斯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靠内在的历史合理性，非但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湮没，反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比如，“小康”与“大同”作为中国人精神思想活动的传统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为历代仁人志士信奉和遵行，一直在或强或弱地表现出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共产党一直深受优秀传统文化润物无声的浸润，同时又为传统思想加入现代文明滋养。

其次，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还要阐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外来社会思想理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还要从“必由之路”的轨迹中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实践，在大历史视野中把握其实践性特征，关注思想与实践的交互关系，从制度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实践过程中提炼思想意涵，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流变中观照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

总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开展，一方面可以补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对于如何科学有效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构建思路，而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基于此思路而开展。因此，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学术工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既涉及传统社会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社会主义理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又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国际格局演化密不可分，是契合大历史观意义的学术探索，期待学界更多的关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