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3）

三、毛泽东制定第一个“决议”的决定性作用，是参加起草工作的其他任何人取代不了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疑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参加决议起草工作和讨论修改的其他领导人也做了不少工作，投入不少精力，耗费了不少心血。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对这个“决议”的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当年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讲道：“我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作为助手，对《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参与其事。《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当然，毛主席不是一个人搞，是集中一些人搞，但是以他为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这里讲的“集中一些人搞”，是在1944年5月上旬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康生、彭真、高岗、博古。执笔参与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先后有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参加讨论的还有陈云、王若飞、王稼祥、聂荣臻、邓发、李富春等。“《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几乎每天开会，开了几个月。”“在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这个会开了多次。”“在委员会讨论时，任弼时同志管得较多，到全会讨论时就是毛主席自己挂帅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5页。】

毛泽东从1945年春天开始就在上述几位同志起草和修改的“抄清件”上亲自动手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毛主席至少参改了7次，直至1945年4月15日才最后确定“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5天后，已开了11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审议历史决议草案。参加讨论和审议的有30多人。在听取一些同志的发言后，毛主席讲话说：“‘决议’稿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24页。】

上述事实，已经说明毛泽东对制定这第一个“决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从更宽广的时空视域来看，我们更能全面、透辟地体悟毛泽东对制定这个“决议”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这是“决议”产生的大背景所使然。前已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是诞生第一个“决议”的产床，没有延安整风不会有第一个“决议”。尽管毛泽东在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时并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制定决议。这是顺势而为的结果。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个时期，有的出版物宣扬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权力斗争云云，将延安整风运动妖魔化了。这里，除了对历史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妄加评论外，还有一个立场观点问题。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对史实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但是，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我查阅了这方面的历史档案，可以负责任地申明，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旨在抹黑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的形象。事实上，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问题。作为它的理论结晶，这个决议也不存在对犯错误的同志怎样“残酷斗争”的痕迹。有如前述，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同志对这个决议贯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非常感动。这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委，讲好第一个“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实际情况。它“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页。】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还原历史真相，以告慰哺育我们成长的伟大导师。

第二，这个“决议”是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写就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作为初始基础起草的。胡乔木说，毛主席在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一般读者不知道，历史问题决议“引用了历史问题草案，这样很容易对比，知道开始是什么想法，后来经过各种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否则，考证了半天，不一定能使人信服。这样把材料摆出来才能使人信服。”还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时写的第一个稿子就“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2、308页。】《历史草案》讲了16个问题，有近两万字，对党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作了初步分析。毛泽东指出，建党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的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以后，我党又恢复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抗战以来，我党的阶级自觉性比建党时期“更提高了，党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克服了它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224、231页。】第一个“决议”吸纳了《历史草案》的基本思想、重要分析和文字表述。因此，可以说，《历史草案》是第一个“决议”的底本，毛泽东制定第一个“决议”的决定性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这个“决议”对党的历史重大问题的把握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由于《历史草案》是1941年秋撰写的，此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经过1943年“九月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事件，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样，《历史草案》需要充实和修正。新的历史决议在吸收《历史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的同时，还有一个如何把握1943年“九月会议”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这次整风会议开展的讨论，应当说有些发言比较偏激，批评过火、“上纲”过高的倾向给被批评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1944年3月上旬，毛泽东讲话纠正会议期间出现的批评过火偏向，指出，自整风以来，我们就是“治病救人”，现在重申这个方针。“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这一次我们要弄清思想，“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在1945年3月底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不将历史决议稿提交七大讨论而由这次全会本身做结论时，毛泽东讲到经过权衡利弊，把握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却会成为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还谈到没讲共产国际的问题。他说：“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有今天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这样，第一个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正确把握，使它迄今仍放射出耀眼光芒。

第四，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最后改定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目前通行的正式版本的。前已指出，“决议”稿经过任弼时、张闻天、胡乔木等修改过多次后，毛泽东亲自上手修改定稿。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时，他说，这个决议是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的。评价党的政策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决议还需要修改。根据党中央意见，七中全会对决议稿原则通过。在开了近50天的党的七大闭幕后，这个“决议”稿在毛泽东主持下又经过一个多月精雕细刻，最后在1945年8月上旬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中旬，第一个“决议”正式印成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时间，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1950年8月中旬，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说，《历史决议》“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的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9页。】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式出版，首次见诸于广大公众。

这个公开发表的“决议”作了这样一些重要修改：其一是将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之处一律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当时认为，马恩列斯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不能平起平坐；再就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提法不感兴趣，他们的报刊在发表我们党的文献中凡是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一律删掉。为了中苏团结大局，“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统统改了，并且直到党的八大都不提毛泽东思想。其二是在“决议”中点了王明、博古的名字，这是出于点名平衡的考虑。因为在“决议”中，所犯错误没有他们严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点了名，不点他俩摆不平。其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分量，出名次数增加不少，这也是为了中苏关系大局。其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引号，规范用语，沿用至今。此外，在用语上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等。目前公开出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各种版本，都坚持了毛泽东修改过的定本，并没有恢复七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党内文本。就提毛泽东思想而言，我们党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在1969年党的九大又写入党章，继续坦荡地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奋勇前进。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第一个“决议”是伟大的历史文献，并不是说它没有丝毫缺点。毛泽东本人也说过，“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323页。】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决议”的起草、修改、定稿和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所有工作。他在1986年1月指出：“《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此外，《决议》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也有不妥（第三个决议已改为“右倾投降主义”）。但是如第三个“决议”所指出的，“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拙文指出这一点，是因为笔者参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写作时对这个决议的情况有比较多的了解，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者能够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指出它有缺陷，正如指出太阳有黑子一样，丝毫不影响太阳照亮地球的伟大能量，不改变它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决定性条件。笔者以为这是正确对待这个“决议”的科学态度，是正确对待我们敬爱的伟大导师的科学态度。

责任编辑：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