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峰宇：“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4）

二、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程中如波澜壮阔的长河，流淌过华夏儿女繁衍生息的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土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既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的实践相结合，又在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过程中实际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深入研究其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使之学理化、体系化并贯通于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化实践中。今天，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融入创造世界历史的新征程，遵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方法，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中知行合一、体用一如，使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黑格尔曾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场域产生“化学反应”，体现为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的“双向奔赴”，形成了特定历史民族的文化形式，并深层次实现了双向格义。作为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两个结合”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形成了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九州共贯、万物并育、富民厚生转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参观者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内欣赏展品。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以辩证思维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对人的社会性规定、强调辩证法的“相反相成”、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冀望等方面颇多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是实现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使之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结合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无论是基于时间还是空间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观念及其内涵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以从事中国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提出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将社会主义纳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或者以民族的形式承载社会主义的内容，形成了新的文明有机体。

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要以系统观念和创新意识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以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和新形式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化。“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场域，赓续中华古老文明而实现文明转型，彰显了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以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整体、发展的观点认识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发展环境快速变化、发展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基于现实分析各种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华文明体现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化。

历史表明，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释放出巨大创造力，都能有力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充分激活并有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而丰富的中国价值、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增添更多底气和智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性格，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结合”的前提是，这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反映了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一种会通，我们从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中可见一斑。正是彼此契合的两种来源不同的观念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产生了“化学反应”，在有机结合中产生了一种新文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践履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颇为契合。在章太炎看来，“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解析现实生活，更在于解决时代问题，思想的直接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得到高度强调。可以说，重视知行合一与实践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交汇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社会性规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现实超越性内在契合。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究人性善恶之初始规定的同时，重视后天习得中的“日生则日成”，正是实践中的求索使“性相近”的个体“习相远”，弘毅者以良知良能成己成物。马克思强调作为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强调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是在实践中塑造的。在现实的关系域中理解人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人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变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性及其实践生成的共有观念。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内在契合之处，强调万事万物的变化与矛盾双方的“相反相成”。儒家主张“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马克思强调辩证法揭示的乃是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是一种生命原则和存在方式，其作为思维方法的特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以唯物辩证法重释“道立于两”“和合共生”“物极必反”的时代内涵，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特质与实践内涵，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语境。

最后，儒家孜孜以求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展望的未来理想社会内在契合，可谓大道相通。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理想社会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素为中国古代先贤所向往，被描述为讲信修睦的“太平世”。可以说，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得以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社会理想同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兼容的性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有一种文化的“前见”，实则追求理想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的。

综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其结合的前提，在结合中形成的新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生命体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作为一个为实践所确证的历史事实，“第二个结合”在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正是因为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人们所接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我们应当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中认识这一历史事实。百余年来，我们党在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承继这份珍贵遗产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问题的实践探索中深度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并有力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文明获得了现代力量，亦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