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发展：迭代加速与地缘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F113.2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全球化时代的科技发展在今天呈现出新趋势。为保障国家安全，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科技保障人民生活福祉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应当密切关注科技发展新趋势并做好应对。

迭代加速：科技发展、实践应用以及推动社会转型的速度加快

尽管科技创新环境在国际政治局势动荡、技术封锁政策频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能源危机、经济增速放缓等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变、极端状况频出的态势，但全球科技发展总体上仍呈现出迭代加速的趋势，表现为：技术创新和迭代速度持续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距离缩短，科技应用更加普及和迅速，技术推动社会转型的作用更加明显。

人工智能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走入公众视野，ChatGPT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主系统应用加速，无人驾驶、无人艇、无人机等无人系统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实际应用和实战运用；人工智能模型助推科学发展，在促进氢融合、提高基质操作的效率及生产新抗体等技术领域都广泛应用。生物技术方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批准CRISPR/Cas9基因编辑疗法Casgevy（通用名exagamglogene autotemcel，简称exa-cel）上市，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SCD）；单细胞代谢组学技术、单分子蛋白质测序技术、体积电子显微镜等技术获得进一步应用。量子技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都不断取得新进展，量子计算架构已经可以实现大型设备之间的高质量通信，新型量子计算机、量子级联激光器研发不断涌现，量子纠错技术不断实现新突破，量子模拟技术在功能材料设计等领域有望实现进一步应用。

技术迭代加速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场景驱动加快了技术创新与应用。数字经济时代，场景驱动创新模式超越过去聚焦技术或需求的驱动模式，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模式。场景驱动创新模式以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景或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大场景为引领目标，聚焦重要场景和重大关键性需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场景往往会催生重大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形成颠覆性技术、产品和前沿引领性产业。例如，新冠疫情加速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速度，推动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数字化改造；在全球气候异常、极端天气频发、能源安全面临极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绿色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新能源开发和绿色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加速“星链”卫星系统、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无人机技术等应用，出于战争需要，技术从研发到投入应用的速度明显加快。

二是科研创新范式进一步变化。技术创新的范式从离散线性范式，向整合化、网格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开放融合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趋势。研发范式不再单纯遵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品开发的正向线性模式，从特殊到一般的反向创新形式与扩散路径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屡见不鲜，从市场需求到技术需求再到科学突破的反向互动更加明显；科技创新的社会属性日益加强，开放开源、多主体协同创新的趋势更加显著；创新活动的地域、组织和技术边界不断融合加快了创新速度，技术集成成为创新的重要形式，一些科技问题通过现有技术的集成得到解决，例如在大数据、智能计算、超级计算、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相关技术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领域加速发展并呈现出群体性突破的态势；一些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渗透性、扩散性和颠覆性的作用，例如“人工智能+”的模式能够为生物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等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新的途径，并且正在引领科研范式的变革；以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可能通过突破性应用推动整个数字社会的变革，影响从网络安全到生物制药等各个领域的未来发展。

三是科研组织模式进一步变革。技术创新组织模式向多领域融合转变，举国体制被越来越多国家采纳。在科研组织方式上，伴随着大国科技竞争的加剧，关键领域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正在横扫全球主要经济体，各国为追求“科技突围”和“弯道超车”纷纷把科技置于更重要的国家战略地位，试图以此寻找下一个科技革命的引发点和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并为此加强能力整合，国家主导和引导大型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军事研发、高端指导、人才培养和产业布局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国防军事领域，乌克兰危机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高科技对抗和以国家创新体系为基础的国家间对抗的场景。除了像“人工智能+精准制导”技术这样的军事高科技在直接军事对抗中的高效应用外，以商业航天为代表的尖端平战结合式科技所展现出的军事应用前景和应急应战能力也尤为突出。商业航天公司——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计划推动了低轨道大规模卫星的发展，不仅颠覆了传统的航天模式，而且被证明在军事实战中具有强大的应急应战能力：在乌克兰通讯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下，“星链”网络和移动终端为乌克兰的实时情报更新、民用通信服务和战场指挥控制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增加国防支出，国防科技和军民两用科技力量资源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军事、航天等重大工程成为各国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的重要抓手，并成为各国的投资重点。

地缘政治化：地缘政治因素成为影响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科技创新能力与国家实力、财富和安全的关联日益密切，科技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由此产生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问题。科技发展的地缘政治化意味着地缘政治因素正成为影响和左右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受地缘政治因素裹挟的现象更加普遍，科技发展呈现去全球化和分裂化的趋势。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科技创新和应用更加强调本土化和自主化，分裂化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发展存在科技体系分裂化和碎片化的可能，某些领域的体系分化已经开始。

一方面，各主要经济体将科技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能力，以此为重点重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更注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许多重要的经济行业、技术领域和矿产资源，力图将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转移到本土或接近于本土的地方，并纷纷出台技术补贴和引导投资法案，以加速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土化和自主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一些核心技术的国产化替代脚步。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电池、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快了产业布局和产能争夺，出台各项政策引导产业回流、鼓励技术研发和投资并强化限制性条件。在关键矿产和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大国加强地缘布局，资本争夺和资源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也呈加强趋势。在网络空天等新疆域，大国纷纷强化安全战略部署、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或出台了引导半导体芯片技术研发、产能布局和投资的法案或路线图。

另一方面，全球科技体系存在被人为分裂化的可能和倾向，部分技术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体系分化和碎片化。除了斩断中美之间的技术和产品流通渠道、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投资融资、对中国科研工作者封停创新工具、直接打压和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校等实体、大幅限制和切断双方科研合作等短期手段外，在长期政策上，美国更试图将科技政策同意识形态挂钩，同盟友联合制定标准、组建盟友经济圈。尽管美国政府的官方话术在2023年年初开始从“脱钩”向“去风险化”转变，但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实质并未改变。“去风险化”最早于2023年3月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提出，这一说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美国的迅速呼应和推广。在同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上，“去风险化”被正式写入峰会公报中，成为美国联合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纸面上定位同中国经济关系的框架性政策。

相比于欧盟国家更强调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和经济的抗压能力，美国在使用“去风险化”一词时更多强调的实际上是“去中国化”，其本质上仍是站在战略竞争的角度，试图在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与遏制中国。2023年以来，美国除了继续制裁和打压中国互联网和通信企业等科技企业外，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美国更是加快了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方面同盟友协同对华的举措。2023年1月，美、日、荷三国就加强管制尖端半导体技术对中国出口一事达成共识，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了管制协议；2月，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联合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监督执法；3月，美国商务部公布“芯片法”“护栏”条款的拟议规则，禁止受资助实体10年内同中国进行任何半导体产能的实质性扩产交易；8月，拜登签署有关对外投资审查的行政令，严禁美国企业及公民对中国半导体等尖端领域投资。包括日本、荷兰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为响应美国对华打压制裁，结合各自优势，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紧跟美国步伐，试图重塑全球技术和产业链格局，进一步加剧了科技体系的分化。

科技地缘政治化分裂的不仅是科技体系本身，还包括针对新兴科技进行监管和治理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大国围绕治理标准和规则的争夺使得科技治理体系存在进一步分化和分裂的可能。当前，一些大国正在数据规则、通信标准、太空标准等新一代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展开竞争。例如在人工智能治理和监管领域，欧美2023年以来频频发力，通过深化盟友协作、建立“统一战线”和打造标准制定“小圈子”的方式力推西方标准，谋求监管领域的主导权。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2023年以来欧盟相继发起了人工智能伦理讨论、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并主动寻求对外拓展，其于2023年6月通过《人工智能法案》草案后，频频派出官员同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商谈，竭力推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全球标准。欧洲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三方，终于在漫长谈判后，于布鲁塞尔当地时间2023年12月8日晚，就《人工智能法案》达成协议。这一法案将成为全球首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监管法规。

科技地缘政治化趋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并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国家安全的融合度不断加深。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事件更是加剧了科技地缘政治化的发展。

新冠疫情使民族利益优先、本国利益至上情绪进一步蔓延到科技领域。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依靠“离岸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而疫情暴发后世界供应链被打乱，各个国家发现在药物、医疗设备等方面不能过于依赖单一市场，否则在极端情况下会危及自身安全，因此提出供应链多元化和“近岸外包”。随着“去风险化”所涉及的技术和产业范围不断扩大，各国对外关闭或条件性开放国内市场的事件时有发生，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明显增强。此外，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一方面，西方国家在诸多科技领域推动对俄“脱钩”，制裁引起的科技封闭和全球科技版图碎片化的趋势持续深化，科学问题政治化和科学研究受政治胁迫正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世界现象；另一方面，大量西方科技企业在冲突中选边站队，远离地缘政治冲突的互联网基础资源都成为制裁工具。

全球科技迭代加速与地缘政治化时代的挑战和风险

新技术的迭代加速发展本身会带来问题，即同技术迅速发展相伴生的安全风险，技术发展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所产生的威胁等。

新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加速应用正在打破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产业生态和规则治理体系，一些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领域的新技术应用或将引发伦理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是战争风险。例如生命科技中的生命伦理争议、大数据应用中的公民隐私泄露问题、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就业的冲击等，都会引发人们对新兴技术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进而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国家间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产生的科技突破武器化和新疆域的军事化，可能对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产生直接影响。

科技突破的武器化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危险后果，并对地区乃至国际和平与互信产生潜在的持久性影响。例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主系统的加速应用和各国研发投入力度的增大，预计未来无人机等低成本、微小型智能化系统将呈井喷式发展，无人驾驶、无人机、无人潜艇等无人系统进入实际应用和实战运用中，必然会对传统战争形态造成颠覆性影响。致命自主武器系统可能对国际和平和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其可能导致各种敌对行为难以追责、提高冲突意外升级的风险以及降低政府使用武力的门槛的风险。

网络空天等新疆域的军事化同样会提升国际安全压力。网络空天能力是大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也是塑造大国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新疆域军事化带来的风险及由此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国际安全形势有深远影响。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在网络空天等新疆域的作战部署，同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加强能力整合，以综合威慑和共同防御之名推动新疆域的军事化进程。以网络空间的军事化为例，2023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23年网络战略》大张旗鼓地将网络空间明确视作军事行动的合理场域，并声称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此前提出的网络空间“前置防御”原则和进攻性防御的安全理念，像部署海外军事基地一样，借助盟友的网络力量和资源投射美国的军事力量。①这一追求绝对安全和奉行进攻性战略文化的网络空间霸权扩张战略对全球网络空间的稳定态势、网络空间基础资源的和平属性，以及网络空间安全文化势必将产生负面影响。

在国家层面，科技迭代加速发展对国家间战略互信产生的潜在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各国对彼此使用科技的意图、动机和能力的评估来实现的。在技术层面，科技突破的武器化和新疆域的军事化可能会迅速改变国家间的攻防态势，造成国家间在国家安全偏好上的差异，增加国家间相信彼此没有恶意的成本，使得国家间形成战略互信的前提更加难以成立；在认知层面，科技突破的武器化和新疆域的军事化会放大国家的不安全感，影响国家间对于彼此科技应用能力和应用意识的理性认知，从而可能引发科技领域的军备竞赛和无序竞争，使得建立战略互信变得更加困难；在制度层面，新技术的迭代发展和加速应用会冲击原有的关于冲突界限和军备控制的规则体系，对国家行为和能力进行约束的规则的缺失也增加了国家对彼此意图和能力进行评估的难度，从而对国家间的战略互信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全球科技发展面临逆全球化的挑战，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的趋势不仅增加了全球科技发展分裂化、碎片化的风险，推高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代价，而且也构成了全球科技协同发展和治理的障碍，影响全球问题的协同解决。

首先，科技发展的地缘政治化意味着，随着国家间、尤其是科技大国之间在技术领域紧张局势的加剧，虽然不至于像冷战时期美苏那样完全“脱钩”，但地缘政治思维指导下的“去风险化”政策同样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科技体系的分裂化、碎片化，而这将使得人类科技发展的代价更加高昂。科技实验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知识、数据、应用、经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性越强，科技发展的重复和浪费越少，科技进步的速度越快。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合作共享、世界范围内的研发资源优化配置和深入科技合作，是全球科技发展的本质需求。把某些特定国家的特定领域当作风险而“去风险化”是一种歧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凡歧视必有代价。在“科技保护主义”“科技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如果知识、数据、矿物和资金等资源进一步分裂为不同的阵营，贸易、投资、思想的互动将会进一步减少，人类将不得不承担科技发展带来的更加高昂的代价，这将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巨大障碍。

其次，在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的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政府纷纷出台的强调自主化、具有倾斜性的支持政策，与全球科技发展的自然规律之间存在深层矛盾。科学技术发展前途路径的不确定性、不可预知性同政府资助对象和支持方向的特定性、选择性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科研范式的变化更使得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一些科学技术产业链关键节点全球化广泛分布、地域性高度集中的结构性特征同追求本土化、“自给自足”的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科技本身爆炸式发展的特点以及人才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使得单一国家或地区难以在所有高科技领域保持绝对领先优势，全球科技发展需要世界范围内的沟通交流和优势互补。

最后，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所带来的体系分裂，不仅提高了科技发展的壁垒和门槛，也会阻碍全球化问题的科技治理，增加解决像全球气候变化这样高成本的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难度，妨碍全球科技公共产品的提供。对科技全球化协同发展与合作最紧迫的需求来源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危机。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生态环境、网络安全等多方面的风险或危机，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全球科技合作提供新的方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构、企业能够独自应对这样的全球性挑战。而在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的长期趋势下，大国科技竞争的烈度持续上升，并日益呈现全面性、结构性、长期性的特征。大国向不同技术体系发展，必然对未来的技术研发、生产、应用和标准制定产生长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仍存在深刻“数字鸿沟”的背景下，人为制造的标准不一和兼容性问题势必对全球问题的协同解决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应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本质在于如何妥善处理科技发展和人与世界的关系

对全球科技发展的风险治理，其核心是构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国际层面规则和规范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国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但国际层面广泛的公私合作也尤为重要。科学技术的研发者和创新者需要更加重视技术创新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安全影响，在关于科技的论述中对和平与安全的考虑有必要占据更大的比例，和平和安全的原则应贯穿于包括人才培养、技术投资、对新技术开发的早期讨论和具体的技术开发过程等在内的整个科技创新流程。但同时，由于专业壁垒的存在，科技创新或实验的潜在风险难以直观地为外界所感知，除了依赖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督外，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公共部门同样负有对行业及技术领域进行监管的责任。因此，国际层面规范和规则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与专家、科技组织等主体的密切合作。从我国的角度出发，国际层面负责多边条约和国际标准谈判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与不同科技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技术专家或科技组织建立广泛且持久的对话、形成协调与合作机制，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兴科技领域要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拓展中国科学家共同体的影响力，在技术治理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制定上争取更多主动权。

面对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的趋势，首先，要坚定批判个别国家分裂全球科技体系的对抗思维，凸出全人类的共同风险，积极参与和推动科技全球化，扩大自身高水平开放。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全球科技体系分裂化、碎片化的风险，世界“去风险”的核心应当是“去分裂风险”。当前人类社会面临气候变化、“数字鸿沟”、贫困等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以科技手段解决全球问题。我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要以合作创新、成果共享的机制和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对抗和制约以国家安全为名的科技打压和制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实现科技创新成果与知识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加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包容性，持续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持续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携手各国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其次，面对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化的趋势，需要对国家安全的内容、手段和理论进行改革与创新。谋求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务求完全自给自足，尽管在科技地缘政治化的背景下，各国都渴望实现关键技术和产业的独立自主和稳定供给，但从一些关键技术行业的特征和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追求完全自给自足在经济、技术和效率上的可行性不强。发展是最大的安全，谋求科技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应当放在改善本土创新生态系统上，优化科技创新结构，转变科技创新管理模式，鼓励科研组织模式变革，以期在下一代科技创新上获得原创性和引领性成果，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上形成独占优势。

最后，要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去风险化”或“自主化”政策，在尊重市场规律、维护公平竞争、促进科技合作方面努力同更多国家谋求共识。在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局部地区冲突频发、国际能源供应不稳定、经济放缓等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国际社会普遍渴望规避风险，通过分散供应链以降低经济依赖的风险是正常举措。但美国“去风险化”的实质和实际做法都远超正常国家竞争的范围，实际上是在维护自身技术垄断地位、分割全球科技体系、推动保护主义，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国家的“去风险化”政策进行区分。例如欧盟所定义和理解的“去风险化”便不同于美国，与美国追求绝对的技术优势和刚性安全相比，欧盟并不希望完全摆脱依赖关系以及对华“脱钩”，而是希望在发展自主技术的同时构建更加平衡、多元、可替代的依赖关系，这反映了欧盟在地缘政治形势上谨慎乐观的态度。因此应当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去风险化”或“自主化”政策，深入识别各个国家、尤其是“去风险化”联盟内部各国的不同风险认知和诉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积极寻求针对性合作，深化现有的在贸易、投资、人才交流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基础，有质量地扩大朋友圈。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若扬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数字主权研究”（项目编号：23AZZ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 DOD Cyber Strategy Summary, September 12, 2023.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Sep/12/2003299076/-1/-1/1/2023_DOD_Cyber_Strategy_Summary.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