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前景研判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强调“当今时代，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这一论断不仅高度评价了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实践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且深刻阐述了这一实践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成员国，是人口超过14亿的发展中大国，新征程上我国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过程是稳步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事业的过程，也是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从操作的角度看，我国推进现代化事业在国际维度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发展趋势相关，在国内维度与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进程相关。基于此，从经济视角出发，探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代特征，进而研判这一发展的可能前景和保障条件，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都具有启示作用。

理解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视角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当代全球呈现出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刻画的是具有某些相似性的“一种类型”国家，从国家人口规模、发展阶段以及世界意义等角度看，此种类型国家是以往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出现的，且其对全球格局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其形成的背景、运行的逻辑、客观的影响等显然值得研究。从深入把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理论研究须重点关注四组关系，这四组关系分别对应了理解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四个视角。

一是全球整体格局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即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种类型”的国家，其发展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其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不局限于这些国家内部，因此需要将新兴市场国家放在全球背景下进行认识，以此把握其面临的外部环境特征及其对这种环境产生的影响。

二是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总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属于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示范效应强的那部分。按照国际经济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处在不同位置，发展中国家往往提供产业体系中的初级产品、获取产业价值链中的较小收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对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响，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和思考。

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群体”概念，金砖国家也形成了具有跨国性质的经济合作机制，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均齐的，其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经济政策、发展水平等在客观上存在着差别。这意味着，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国家间关系也极为重要，其经济发展研究必须遵循“有合有分”原则，将新兴市场国家视为“完全同质”或具有超强紧密关系的“共同体”是不准确的。

四是特定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不同成员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中的每个国家都是由规模庞大的社会成员组成，充分激发各个成员的经济活力，同时将发展成果转化为不同成员的社会福祉，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普遍命题。这里最根本的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需要找寻适合于本国特征的效率-公平均衡点，从而使得其经济领域的“崛起”具有可持续性。在这点上，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表现不尽相同，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总之，阐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重要的，也是复杂的，这需要处理多重关系、综合多个视角来进行考察，这样才可能形成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较为系统和准确的判断。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呈现出“群体性崛起”态势，其集中体现是这些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经济较快增长阶段，尽管这种增长持续的时间或长或短。概括地说，这些特征主要体现为：

一是所处环境趋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身处在全球发展的整体图景之中，其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影响，外部环境构成了理解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特征的首要因素。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从高速增长到相对收缩，从宽松自由到贸易承压，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从“开放”的视角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面临的环境有趋紧态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开始步入缓慢增长阶段。相对于危机之前，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新特征。由于缺乏熊彼特意义上的重大产业集群式创新，迄今为止全球经济向危机之前的高增长阶段复归仍步履艰难。二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形下，部分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倾向抬头，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与邻为壑思维和零和博弈举措有加剧趋势，这使得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挑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程度加剧，这两者相互叠加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转折，在适应这种新格局中谋求经济发展，是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面对和回应的时代命题。

二是总体分量增加。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概念，其关键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人口大国，均经历了或长或短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特别是中国、印度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发展中大国，其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1980-2022年中国、印度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10%和5.91%，远超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94%，中印两国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311和0.4454，也远低于世界水平0.5325，这表明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快速、稳定、持续的重要特征。这种情形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持续攀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在显著增强，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态势。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90-2007年，金砖五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比重从10.43%增至16.23%，2008-2022年该指标进一步从17.08%增至25.64%。与此相对，2008-2022年，美国、欧盟、日本三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占比则从53.83%持续降至45.32%。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分量持续增强，这对于推动世界经济格局走向新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演变提供了主要驱动力量。

三是结构转型加速。按照经济发展理论，经济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变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较快增长伴随着结构转型的加速，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为集中代表的经济结构变迁，这使得其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产业结构等发生了与历史上其他时段迥然不同的转变。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表明：1980-2022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2.33个百分点，印度下降了17.79个百分点，同期世界该指标的下降程度是2.67个百分点。2022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农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6.81%、3.90%、16.62%、7.30%、2.57%，其均已成为非农产业产值占比居于主体地位的工业化国家。就城乡结构而言，1980-202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44.20个百分点，其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巴西上升了22.09个百分点，同期世界的上升程度为17.57个百分点，2022年金砖五国的城镇化率分别为87.56%、75.13%、35.87%、63.56%、68.34%，除印度之外，其余四国均已成为城镇人口占主体的国家。考虑到产业结构关联着供给体系，城乡结构关联着需求体系，因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通过变革供求两端而对全球经济产生着深远影响。

四是国别增长分化。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但不同国家因禀赋条件、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的差异，其经济增长程度并不相同，特定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绩效也有落差，这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的经济分化特征开始显现。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全球影响力存在着差异，1980-2022年，中国、印度GDP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9.10%和5.91%，但巴西、南非分别为2.34%和2.10%，俄罗斯甚至只有0.81%（1990-2022年）。这种情形导致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差异，2000-2022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5.73%攀高至18.19%，印度从1.66%增至3.21%，其余三国的比重变化则非常小。从人均GDP来看，2022年中国、俄罗斯分别为11560美元和10079美元，巴西、南非分别为8831美元和6019美元，而印度仅为2085美元，五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落差。从时序比较的角度看，特定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并不相同，以巴西为例，2000-2011年GDP年均增长率为3.79%，但2012-2022年该数值降至0.69%，其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低速徘徊，2012-2022年增速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结果是其GDP占世界份额从2.64%降至2.12%，这与中国、印度的占比持续攀高形成了反差。从横向比较和时序比较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都是存在的，甚至存在分化趋势，这是当代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绩效方面的重要特征事实。

五是分配议题凸显。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必然面临着动员和激励不同社会成员的重大使命，就此而言，这些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同样注重改进增长成果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依靠“做大蛋糕”为“分好蛋糕”提供基础，依靠“分好蛋糕”为持续“做大蛋糕”提供动力，是新兴市场国家注重和凸显分配议题的基本逻辑。以每天1.9美元（2022年购买力平价）为贫困线标准，1993-2019年中国贫困人口比例从62.7%降至0.1%，印度从47.6%降至10.0%，这两个国家分别下降了62.6个和37.6个百分点，这明显超过同期世界27.2个百分点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程度。中国和印度是人口超过10亿的发展中大国，其减贫速度快、涉及的人口规模大，结果是改善了国内不同收入群体的分配状况，而且对世界总体的减贫绩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新兴市场国家注重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增长和发展之间的失衡问题。例如：1980-2021年，中国、印度、巴西的男性预期寿命分别增长了13.36岁、12.21岁和10.07岁，女性预期寿命则分别增长了14.44岁、15.19岁和11.83岁，均高于8.94岁、9.24岁的世界平均水平。显然，在人类发展指数意义上，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在增长中改善收入分配和居民福利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

六是合作空间广阔。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具有相似的国情条件（均为发展中大国）、相同的发展目标（走向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相近的国际环境（逆全球化倾向开始抬头）。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和加强经济合作符合各自的发展诉求，“抱团取暖”“协调行动”有助于增强各自的经济发展动能。就实践基础而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这些经济体均为人口和劳动力大国，2022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人口数分别为2.15亿、1.4亿、14.17亿、14.12亿和0.60亿，占世界的比重为40.85%，2021年这五个国家劳动力总数占世界的比重为43.14%。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走向高收入国家，因而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意味着五国能够在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两个维度形成更紧密的经贸往来。导源于要素禀赋、发展阶段等的差异，金砖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别，产业发展各具特色，2022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分别为11.35%、9.13%、11.03%、31.28%、5.62%，中国的优势比较突出。2019年其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77万美元、2.36万美元、0.58万美元、2.74万美元和2.19万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9992美元、14201美元、2076美元、5609美元和7270美元，中国和俄罗斯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比较优势，俄罗斯和巴西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情形为新兴市场国家取长补短、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在分工合作中形成共赢格局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研判

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逻辑值得深入探究。前文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与新兴市场国家紧密关联的四个视角出发刻画了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即所处环境趋紧、总体分量增加、结构转型加速、国别增长分化、分配议题凸显、合作空间广阔，这六个特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多维“画像”，它意味着在阐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时，需要将这一类型国家的外部环境引入进来，需要将这一类型国家内部的国别差异引入进来，需要将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结构变动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引入进来，同时需要立足动态视角来把握其发展的演变趋向。刻画当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未来展望，从前景研判的角度看，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值得期待。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中国是全球人口规模排在前两位的国家，现阶段这两个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阶段，这种结构转型可能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增长潜能不可低估。例如，在中国，“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更充分的转移，可以有效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显著提升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印度两国的劳动力资源仍是充裕的，其在国际分工中仍具有基于市场逻辑的比较优势。近年来，中国在劳动人口年龄规模和占比下降的情形下，积极推进“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同时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等方式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此外，伴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中国、印度的市场规模优势将更为突出，其在需求端对产业转型和科技变革的驱动功能将得以增强，由此形成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带来新的增长点。基于各自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很可能会提高，在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中，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也可能会增强。综合上述因素，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比较牢固的，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仍会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并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更重要的支撑和驱动作用。

在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持有乐观预判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发展涉及国际形势和多个国家，是多种变量相互作用和共同推进的结果。这意味着在做前景研判时，既要看到“基本面”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扰动项”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立足于前文的特征分析，未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全球经济在较长时期内处在低速增长阶段，其向高增长的恢复是漫长的，“外部市场环境趋紧”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新常态”。二是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冲突并未减缓，俄乌冲突可能走向长期化，其他地区或某些时段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爆发或者加剧，这在整体上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环境“不确定性”。三是逆全球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然延续，甚至在空间范围、强度烈度等方面有所增大，特别是，美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仍可能持续较长时期。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发展态势差异变大，加上国际政治因素的介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分化程度加剧，其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能出现波动，其在全球经济发展领域的“协调行动”也可能出现转变。五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创新投入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短板，其经济发展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研发支出强度分别为1.17%、0.99%、0.66%、2.14%和0.69%，均低于2.20%的世界平均水平。

显而易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值得期待，人们有理由对此持有乐观态度，但这种发展前景不是自动实现的。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组成国家，有必要未雨绸缪，在追求高远目标的同时强化底线思维，针对可能发生的冲击，在认识、战略、举措等方面形成系统的回应方案。就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回应方式是：新兴市场国家各成员国应基于共同的发展诉求，将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真正落实落地。例如：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自2013年以来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积极推进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跨国经济组织，新兴市场国家可在积极参与这些倡议和跨国经济组织中实现经济合作共赢，这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冲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的重大举措。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特定国家而言，其面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是存在差异的，基于此，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是在国家范围内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依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逐步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通过国内的经济制度完善、创新能力增强来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当前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此我国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稳中求进”，利用政策组合，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同来保持经济增速相对平稳，避免经济增速急速“下台阶”或出现剧烈震荡。与此同时，须利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种力量，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城乡要素互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形成新发展动能，加快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促使“价格”更能准确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度，在基础设施改善和规则统一化中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靠科技体制机制完善来激发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和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以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在回应外部冲击的基础上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等等。这些举措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未来的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也举足轻重。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白重恩、张琼、吴斌珍、李艳：《迈向203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产业变迁》，《比较》，2023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