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与汉代皇家图书馆

中国历史上那些珍贵的典籍能够逃过秦火和战火而传承下来，除了要感谢孔鲋、伏生等冒着生命危险把典籍藏起来、传下来的爱书之人，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为保护古代典籍、传承中华文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并没有烧毁所有书籍，他主要烧的是各国史记和诗、书、百家语等。那些医药、算命、种植方面的书以及一些技术类的书并不在焚烧之列。毕竟秦始皇也明白这些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比如秦直道是如何测绘修建的？秦郑国渠和灵渠是如何测绘与修建的？那些锋利无比的青铜利剑、威力无比的强弓硬弩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秦始皇兵马俑是如何烧制的？等等。应该说，这些重大的工程和先进的工艺，当时是一定会有些记载的，秦始皇想让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世，就必定会让那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记录下来为后世所学所用。但是，这些今天看来都是十分伟大的科学技术和建筑、艺术成就，我们却并不清楚古人是如何实现的，很有可能记载这些技术的书籍被攻入咸阳的项羽一把火烧掉了。

万幸的是，在项羽进入关中之前，刘邦是先行攻入咸阳的。当刘邦的部下都在忙着抢夺金银财宝的时候，萧何却做了一件对中华民族居功至伟的事情。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说刘邦率军进入咸阳的时候，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储藏金帛财物的仓库去分东西，唯独萧何直奔秦朝丞相府和御史府，把保管在那里的法律诏令以及各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为什么萧何直奔丞相府和御史府？因为萧何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当过“卒史”，管理过文书档案，通晓律令，还跟当时下基层的御史很熟，所以他知道，除了石室金匮和密室，丞相府和御史府也是秦朝重要的藏书机构，而且收藏的是和国家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户口、地图等重要的文献档案和图书资料。

萧何的行动对刘邦赢得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如《史记》所言：“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刘邦后来之所以能详细地知道全国各处的险关要塞、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百姓的疾苦，都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得到了秦朝重要的图书档案地图等文献资料。同时也为日后西汉政府确立恰当的治国方略和律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萧何的行动对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因为他第一时间将秦朝中央图书馆里的重要藏书收集保护起来，这些书后来在萧何的妥善安排下成为汉朝中央政府的藏书。萧何保存的那部分珍贵典籍，躲过了被项羽烧掉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史和藏书史上的一大幸事。

那么，萧何是如何妥善安排这些图书典籍的呢？

现在回头看，萧何的藏书理念和对汉代国家图书馆的设计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在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的时候，当时的长安一片破败，又因为天下刚定，各地的反叛势力还在不断地搞事情，刘邦还需要亲自带兵平叛，于是设计和修建宫殿的任务就落到了丞相萧何的头上。萧何一点不含糊，给刘邦营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宫——未央宫。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总面积大约有北京紫禁城的6倍之大。当然，对读书人来说，面积大不是最大的亮点，而是萧何在未央宫建造了3座用于藏书的楼阁，为大汉朝的国家图书馆留出了宽敞的藏书之地。

一个叫石渠阁，位于未央宫的西北部，收藏了刘邦攻进咸阳后萧何所收集的秦朝的图籍档案。之所以叫石渠阁，是因为建筑特点得名，在阁的周围以磨制的石块筑成水渠，渠中导入流水围绕在阁的四周，这对于防火十分有利。藏书就怕失火，而石渠阁的设计使得这里一旦发生火灾，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取水来灭火。后世很多藏书楼都受此启发，比如著名的天一阁前面就设计了一个天一湖，用来方便防火取水。由于石渠阁中有大量藏书和资料，许多著名文人学士都到这里查阅各种文献。渐渐的，石渠阁又成了首都的学术中心，学者们在这里参加皇室或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他们谈古论今、说天道地，历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就发生在这里。当时由汉宣帝亲自主持会议，全国的儒学大师云集石渠阁，共同研究讨论儒学经典“六经”之异同。一时间石渠阁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使得这次会议成为当时文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盛况空前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其影响力正如《后汉书·翟酺传》所载：“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石渠阁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也如同元代诗人刘性所写的那样——“斯石渠之为阁，彰万代之斯文”。

萧何主持营建的另一个著名的藏书地点叫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部，与石渠阁东西相望。天禄阁得名于天禄，天禄就是天鹿的谐音，汉代人们认为天鹿是一种象征祥瑞的神兽。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班固《西都赋》有记：“天禄石渠，典籍之府。”石渠阁、天禄阁既是汉代的中央档案库，也是皇家图书馆，还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到了西汉末年，长安成为全国收藏图书档案最多的地方，“石渠阁”和“天禄阁”成为当时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规模最大、藏书数量最多、书籍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因此后人回望汉朝，“石渠阁”和“天禄阁”便成了皇家图书馆的代名词。比如清朝乾隆帝就把当时皇宫典藏书画的著录之书命名为《石渠宝笈》；给自己藏书的地点乾清宫“昭仁殿”，亲自书写了一块叫“天禄琳琅”的匾额挂上去。甚至连后世孩子们背的《声律启蒙》里都有这样的句子：“六朝对三国，天禄对石渠。”可见这两阁的影响力有多大。

萧何主持营建的第三个著名的藏书地点叫麒麟阁，也叫麟阁。据《三辅黄图·阁》所载：“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所谓秘书，即宫禁秘藏之书。所以，这麒麟阁也是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到汉宣帝的时候，皇帝“思股肱之美”，想到那些股肱大臣的功劳，为了表彰他们，就画了霍光、苏武等11位功勋卓著的大臣的画像挂在麒麟阁，“是以表而扬之”，以表扬其功绩，“表扬”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中国古代图写功臣的画像制度也是从此开始的。后世多以“麒麟阁”或“麟阁”表示卓越的功勋和最高的荣誉。后来唐代的“凌烟阁”、清代的“紫光阁”收藏功臣画像，也都是跟“麒麟阁”学的。此后“麒麟阁”也经常出现在诗人的诗句当中，比如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的“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高适《塞下曲》中的“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可见麒麟阁和石渠阁、天禄阁比起来名气一点也不差。

萧何主持设计和营建的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这3个藏书阁是西汉王朝中央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汉代及其以后各朝代皇家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汉武帝不断向民间征集图书，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图书已经“积如丘山”，这3个阁已经放不下这么多图书了，所以后来又增加了兰台、延阁、广内等多个藏书的地方。藏书的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当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景象。大汉君臣对藏书的重视和保护也为传承历史文脉、保护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