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

【摘要】从大历史的全球比较视野来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形成了多重超越。一是从被动到主动，实现了对近代旧式现代化的超越；二是从计划到市场，实现了对苏联经验和模式的超越；三是从资本到人民，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四是从唯一到多样，实现了对“现代化=西方化”路径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进一步深化改革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出发，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收获更好的成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所谓“正确道路”且“唯一”，高度强调了其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要走这样一条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已与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深深融合在一起，所以也就有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表述。

我们从比较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多重超越，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与地位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从大历史的全球比较视野来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程。简言之，现代化表现为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乃至智能社会的过程。现代化最早发轫于近代的欧洲社会，后逐渐拓展形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潮流，进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下，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起初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顽强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多重超越。

一、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式现代化对近代旧式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是具有辉煌灿烂文明历史的古国。但是，由于明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来又错失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机遇，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李约瑟之谜”提出了一个需要我们长久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文明辉煌璀璨，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与之相关的一个命题是“韦伯疑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了严峻挑战和全面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西方国家在资本推动下率先展开了现代化进程，使其在整个世界范围扩张开来，促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构建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华民族被无情地载入“三个从属于”的支配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重大时代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就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式现代化和外部环境的强烈冲击下，由西方从外向内逐渐灌输、中国被迫接纳和学习的发展过程。透过历史的烟幕，我们看到的是慌乱的、依附的、片面的场景，我们称其为“被动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各种救国方案，但都没有能够彻底唤起民众，没有形成真正变革社会的力量，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近代中国就像一条漂泊在波涛汹涌、惊涛骇浪汪洋大海中的百孔千疮的漏船，危机四伏，时时刻刻都有倾覆沉没、葬身大海的危险。究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谋求现代化有了主心骨，中国的现代化由过去“被动的现代化”开始转为“主动的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00多年的奋斗，我们走出了一条积极争取、主动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以林则徐、魏源、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把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称为“体”与“用”的关系，提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以此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达到“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如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念，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萌芽。王韬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1895年4月，范寿康在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运用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发展若干民用企业，探索实现工业现代化，进而提升我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达到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工业的探索，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缓慢进程。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事实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逐渐开启探索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时期，“中体西用”的社会思潮逐渐被“中西互补”“中西调和”思想取代，政治制度的改革与革新是这一阶段重点讨论与实践的问题。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既要学习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主张实现君主立宪制度，通过戊戌变法探索政治现代化。戊戌变法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遗憾的是，由于自身局限和思想不成熟，维新运动未能撼动旧制度，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维新派依靠清政府变法改变中国现状的幻想破灭。实践证明，依靠落后腐朽的封建政权，以政治制度改革的形式逐渐实现现代化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