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以广义分配变革推动效率公平融合共进——答好共同富裕时代课题（3）

三、生产与分配关系的深层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与分配关系的深层逻辑，尤其是广义分配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超越了传统“分蛋糕”的狭义分配观，深入生产关系的底层结构，揭示效率与公平在生产力发展不同阶段的动态博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分配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广义分配，即生产条件的分配，指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在生产前的配置，以及生产中对要素控制权的分配（如企业治理结构、劳资关系），直接决定生产的性质和效率；二是狭义分配，即生产成果的分配，如工资、利润、地租的分配，这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分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不仅是生产的前提，更能通过制度设计反作用于生产效率。

长期以来，我们更加重视狭义分配，而忽略广义分配，究其原因，在工业化初期，包括我国改革开放早期，资本、土地等要素稀缺，发展重点是“做大蛋糕”，生产条件的分配向资本倾斜，如外资优惠政策等，狭义分配带来的矛盾更易凸显，如贫富差距等问题，而当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技术、人力资本成为核心要素，广义分配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在工业时代，按资本逻辑决定生产和分配，存在发展困境。以施乐公司的创新锁闭为例。20世纪70年代，施乐公司成立的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大放光彩，其技术发明覆盖信息领域诸多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培养大批科研人员，但是很多发明都被锁进了保险柜，并未进一步推动技术商业化。这是因为以资本为代表的公司管理层更加看重短期利益，不想承担技术商业化初期的更大风险。所以，资本利益阻碍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而这些创新成果对后来苹果、微软等公司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推动整个计算机行业的进步。可见，资本控制生产条件的分配，把控研发方向、技术转化决策，缺乏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生产条件分配失灵，创新成果无法转换成现实生产力，既损害效率，阻碍行业进步，也抑制公平，剥夺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价值。狭义分配仅以“工资+资本收益”为主，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程度低，这就导致资本收益占比持续上升，贫富分化加剧。

进入数字时代，人们开始重视创新要素的作用，将其纳入分配领域。独角兽企业带来分配革命，以硅谷初创企业为例。通过“干股+期权+风险投资”模式，技术人才与资本形成新型合作关系，即技术团队以知识产权入股，获得董事会席位，参与技术路线决策，这就是广义分配创新。同时也带来狭义分配创新，期权制度使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红利。这就使人力资本从资本的“雇佣者”转变为“合作者”，生产条件分配更平等，激发创新效率。所以，创新企业必须实行新的分配模式。中国的科创板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推行“同股不同权”制度，让技术创始人保留控制权；同时，股权激励推动狭义分配向人力资本倾斜。

新时代以来，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要素投入逐步转向要素治理。狭义分配只强调怎么分“蛋糕”的问题，而广义分配则关注怎么做“蛋糕”的公平性问题。政策的重心从侧重狭义分配调节转向广义分配改革，如生产要素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推动立法保障人力资本的权益，明确技术入股、期权激励的法律地位。发展新型公有制，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形式。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研究、市场驱动下的成果转化的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