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吴起变法中的吏治整顿

战国时期，随着精耕细作小农经济的兴起，各国掀起了空前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是论功行赏和奖励耕战，并通过严格贯彻新法，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吴起变法是战国时期持续时间较短但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变法运动。吴起凭借军事家特有的勇毅果决在楚国整顿吏治、打击旧贵族，成效突出，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4世纪初，战国七雄中的魏国经过变法运动，国力强盛，经常与赵国和韩国组成联军攻打楚国。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连克大梁（今河南开封）和榆关（今河南中牟）等楚国战略要地。楚悼王不甘受困，急于革除弊政、增强国力，遂于次年任命吴起为令尹，开始变法。

吴起是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善于用兵，曾在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但在魏文侯死后受到政敌的排挤打击，于是自魏入楚，为楚悼王效命。作为一名军事家，吴起擅长观察局势、运筹帷幄，又有参与魏国变法的经验，因此，他对楚国内部弊病洞若观火。虽然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人口、资源物产都位居前列，但政治上因循保守，封君在其封地内拥有治民权和司法权，权力过大，且不受中央监管；大族盘根错节，结党营私，冗官冗费的问题也很严重。据《韩非子·和氏篇》记载，吴起对楚悼王说：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说苑·指武篇》则记载了吴起与屈宜臼争论时阐述的变法思路：“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可见，吴起变法的核心主张就是削弱贵族特权，整饬吏治，以强化王权，提高楚国的国力和军力。

首先，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问题，吴起推行剥夺王室贵族政治特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效仿魏国李悝变法取消世卿世禄制，颁行减爵禄之令，封君传到第三代就收回其爵禄，从而削弱他们对楚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楚国疆域辽阔、人少地多，并且区域发展不均衡，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他认为，楚国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必须加以纠正。因此，吴起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迫使旧贵族与其所属人员迁徙到广阔的边荒地区。这样既可以削弱旧贵族势力对中枢政治的影响，又有利于开发边疆、增强楚国的实力。

其次，吴起大力精简楚国机构，裁汰冗余官员，提高行政效率。《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把那些“无能”“无用”“不急”的官员和官位全部罢免裁汰掉。“无能”是指本身缺乏才能或不称职的官员，“罢无能”强调以能力为标准选拔人才。“无用”是指对国家治理完全没有贡献、无实际效用的职位或机构，“废无用”体现了吴起精简行政体系的改革思想。“不急”是指非紧急或非必要的官职，“损不急”强调优化官僚机构的核心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再次，为了保证吏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吴起针对楚国官场上由来已久的营私舞弊等痼疾，严加整肃，要求各级官吏禁绝私门请托，“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就是说，不能因个人的私利妨害公务，不能让坏人的谗言掩盖忠臣的诤谏。要求官员说话不曲意逢迎，不因他人言论而改变自己的主见；行事不迎合他人，不因外界压力或利益妥协立场；在面临危险时仍坚持道义，不因畏惧风险而放弃原则；践行道义时不回避困难，不计毁誉，一心为国家和君主效力。

最后，吴起采取优化国家财政支出、全力保障军费供给的政策，把裁汰下来的王室贵族及“无能”“无用”“不急”官吏的俸禄，都用在训练战士和加强军事国防建设上。《史记·吴起列传》对此记载说：“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由于切中时弊、目标明确、措施坚决，吴起变法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较大成效，使楚国由弱转强，并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史记·吴起列传》称：“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公元前381年，吴起率领楚军打败老对手魏国，饮马黄河，威震诸国。

吴起变法的顺利推进，主要有赖于楚悼王的支持。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病死，顽固保守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杀害了吴起，变法也因此戛然而止。

变法，意味着对旧有体制的挑战与重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吴起坚持变法的勇气可嘉，推动变革的智慧可赞，为变法而牺牲的结局可叹。其变法中关于整顿吏治等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世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