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前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

吉尔伯特・罗兹曼是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其著作以深入的历史分析和理论建构见长。由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学术著作《中国的现代化》汇集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便成为海外中国现代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以跨国比较为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发展脉络，深入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发展，为读者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独立自主地走现代化道路提供先决条件

罗兹曼写道，“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中，前现代中国在文化上五彩缤纷，其治理的规模和有效性，真可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当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在世界上展现时，中国却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一开始为什么如此之难？在罗兹曼看来，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产生了影响，因此，探索“特殊的中国背景”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罗兹曼认为，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并影响它后来发展的“病根”出现在18世纪。第一，在政治层面，清廷过度强化中央集权控制，抑制了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导致官僚体系效能衰退；税额冻结与官僚队伍停滞，使政府失去应对人口激增的治理能力。第二，在经济领域，18世纪后未能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基础，以适应同期人口的增长，官吏肆意干预经济，错失市场结构革新机遇，与同期日本、俄国通过国家干预推动工业化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第三，在国际战略方面，清廷将目光集中于亚洲内陆，相对忽视了侵略会来自海疆的可能性，并将外贸限制在官方的密切管制之下，错失了发展海洋贸易的机会。第四，在社会整合方面，资源分散于地方未能向城市集中，削弱了中央财政动员能力。第五，在教育文化方面，文字狱等遏制思想创新，既未效仿俄国及时建立科研机构，也未如日本普及基础教育，致使文化优势尽失，文化发展一度陷入停滞。

这些矛盾在19世纪演变为全面危机。鸦片战争撕开海防缺口，列强通过条约体系瓦解主权，白银外流引发经济混乱，人口压力威胁农村稳定。清廷的洋务运动试图嫁接西方技术却未改革制度根基，陷入“体用分离”困境。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始终未触及制度根基。辛亥革命虽终结帝制，但却未能建立一个有力量去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直至中国共产党在对现代化的探索中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独立自主地走现代化道路才有了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

罗兹曼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后，开启了国家振兴的历程。他指出，1949年的中国具备有利于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有所改善，具备长期与外国交往的能力；二是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能动员大量资源来提高国民福利；三是中国所具有的许多经济因素，诸如盛行的市场导向，高度的竞争状况，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灵活使用等，最终都有助于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四是中国有着尊重知识的特殊国情，并以科学观改造地方习俗和宗教，因而减少了知识进步的阻力。这些条件，无疑是现代化建设的优势，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造社会的步伐。

在当时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种种政策，其大部分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军事发展、科学进步，以及实现同属于现代化特征的其他目标。罗兹曼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很显然已经克服了很多障碍：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完全恢复了主权；强有力的国家指导着各个部门的社会变革，并进一步重新改造社会；重工业迅速得到发展，现代化工业增长的各项必要条件正在得到满足；日趋大规模地动员了城市和农村的资源，他们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在一个依然相对落后的社会里成功进行高层次的社会整合；受到教育和掌握现代知识的人在数量上迅速增加。罗兹曼还指出，在经济成功增长方面，中国这时已经与日本、俄国19世纪末的水平大体相当。就城市部门的某些特征而言，中国已达到日本、俄国20世纪初的水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中国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缩短与这两个邻国的距离。“总体上来说，50年代中期是迅速进步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苏联和国民党两者的道路，重组了中国社会，使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新路。

中国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最终加入了少数后起国家的行列，并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罗兹曼认为，“中国人一旦达到了这一步，便努力保持其变革的势头。就社会整合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解决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基本战略和一条必然的、具有特色的中国式道路”。

罗兹曼在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强调，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变革势力与传统势力的相互冲突，中国的独特路径在于其调和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张力，既未全盘否定历史积淀，也未陷入教条化的彻底改造。他指出，“中国为实行现代化所进行的奋斗，就是将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和强制推行变革的激进势力撮合为一体，此非易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在很大程度上驾驭了这两股势力，使之相配合，以满足快速现代化的需要”。

罗兹曼评价道，“在某些方面，同其他亚非国家相比，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国家的最前沿。中国为特定目的而动员技能和资源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当中是比较少见的”，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首次在现代中国取得了相当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已经高于当时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准。在人口增长率上，中国正离开高速增长阶段，而走向高度现代化社会所特有的增长率阶段。同时，“人们希望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强烈学习愿望，以及务实的献身精神，没有几个国家可与当今中国相匹敌”。正如罗兹曼在书中写到的：“一个重新塑造的现代中国的光辉前景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