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的视角看现代化之路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民族志，也是迄今为止在西方人类学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本土学术著作之一。1936年，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调查。他的姐姐费达生十多年前在这里开始蚕丝业的手工业改良实验，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调查的最终成果包括《江村经济》、调查日记《江村通讯》，以及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弗思档案”中被发现的小说手稿《茧》。在今天特定的经济社会深刻变迁背景下，《江村经济》中所探讨的像费达生一样扶持乡村工业的人给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精神启蒙，仍旧值得我们思考。

在《江村经济》的叙述主线中，乡村的现代化离不开费达生等人物的活动。费达生曾就读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来考入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深造，归国后回母校工作。在江村，她带领村民改良蚕种，创建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合作社的改良丝质量好，引起了行业注意，无锡一位丝厂主将其在玉祁镇的丝厂租给女蚕校管理。学校接管之后委派费达生担任该厂经理。费孝通曾撰文《宗教热忱》，来分析费达生等人为社会服务的热忱。他认为，中国文化中不乏一种很有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的根源是追求大众的乐生，而不是为了虚幻的神灵。它是孔子所宣示的合于自然的生生大道。为此大道，可以用生命以成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由此，费孝通将现实中进行社会文化革新的知识分子和儒家的“士的精神传统”接续起来。

与费达生一起合作的还有本地的两位村长，一位是陈先生，前清秀才，另一位是周先生，之前和兄弟在家务农。他们和费达生一样，为社区公共福祉服务。费孝通把“费达生们”与英国17世纪成为政治和社会新兴势力的资产阶级“gentry”（绅士）作了对比。他们来源广泛，甚至包含了大量乡村富有的农民，两者唯一共同点就是其市场经济属性。费孝通在《重访英伦》中看到，当时英国的“gentry”和乡村的关系并不紧密。他在堪德灵顿遇到的克太太就是这样一种乡村绅士。克太太的家里是富商，自己是当地的审判官。她热心公益事业，照顾了很多孤儿，像她一样的人在英国乡村还不少。不过，令费孝通感到不足的是，她们不在乡村长大，不会真正融入乡村社区，最多只是道德上的榜样而不是一个领袖。究其原因，英国的工业化使其文化重心转移到都市，乡村终究只是花园式的点缀，缺乏社会上升的途径。

在此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费孝通为何如此重视“费达生们”的乡村建设事业。费孝通关心的不是这些人现阶段的成功或者失败，而是通过他们给乡村带来的精神变革的可能性。蚕丝合作社虽然最后失败了，却把现代工业、科学观念和市场概念留了下来，也使工业训练逐渐成为一种地方传统。这里蕴含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现代工业精神结合的星星之火。

费达生还有一个特点，她出身于吴江同里的士绅家族。这个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小城镇，在历史上与周围的乡村形成了紧密的经济文化网络。在费孝通看来，小城镇和乡村是一种互补共生的有机体，这也塑造了费达生的乡土观念。

在今天，我们的乡村无疑正面临很多新的挑战，诸如空心化、老龄化、产业退化等，人们不禁疑问，是不是到了我们告别乡土社会的时代？重读《江村经济》，费孝通对乡村细腻深厚的情感不断提醒我们，无需着急下这样的判断，更不要放弃乡土重建。

合作工厂的失败使费孝通意识到，城镇比乡村可能更适合开展工厂工业。但他认为家庭手工业和工厂工业的关系不应该是冲突的，而应该是合作的。《江村经济》中就谈到，乡村妇女离家打工后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乡村社会基础固然受到冲击，但同时小农社会又在不断适应现代工业。只要费达生这样愿意扶持乡村工业的人还在产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就仍有内在动力。

那么，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当乡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外流的时候，乡村社会组织（尤其是家户）是否还有保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费孝通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江南地区的经验使他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工业基础建立在小城镇和乡村的紧密关系上。保护小城镇和保护乡村意义是一样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主张发展小城镇，讲“离土不离乡”，是为了避免城市大工业快速扩张可能出现大量农民被剥离乡土的情况。像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日本，在纺织工业机器化大生产时期，都出现过残酷的劳工剥削。建设小城镇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小农社会的保护性发展。

更重要的是，乡村不可能被现代化终结，而是现代文明的出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反而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一度被认为是“逆城市化”。比如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到20世纪末，乡村人口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了城市。尽管“逆城市化”不简单等同于“城市化”的背反，但同样表明，乡村仍旧可以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家园。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在不同经济区域正在呈现不同的社会结果。假如从费孝通一贯的视角来看，他会期待城市化和新乡村建设能相互合作，出现自然人文和科技真正和谐的现代文明，这也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