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数字迷思”，校准政绩坐标

数字具有直观、简明的特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然而，令人揪心的是，少数党员干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却深陷“数字迷思”，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奉为信条，搞政绩“美颜”，一门心思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这种凭“数字”论英雄的做法，是政绩观错位的表现，其危害不容小觑。如何跳出“数字迷思”，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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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这是群众对统计“掺水造假”的通俗描述。

应当看到，党员干部深陷“数字迷思”的现象并非个例。比如，湖南耒阳市为了让数字好听、政绩亮眼，2024年童车产业园实际产值仅为2165万元，上报产值却高达3.47亿元，“注水”之恶劣，令人咂舌。

无独有偶，在今年1月份公开通报的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中，河南多地招商数据严重造假事件被披露。不到1亿元的省外资金被报到78亿元，一分钱没到账的项目凭空编出9.6亿元……这些看似荒唐的现象背后，很难说没有把“数字”当“政绩”的“小九九”在作怪。

数字注水，注不出发展的硬实力；数字造假，也造不出发展的快车道。深陷“数字迷思”，把好政绩简单等同于漂亮数字，或许能造出一时的“高位”、短暂的“利益”、片刻的“甜头”，但无数前车之鉴早已证明：“数字政绩”终将破灭，政绩坐标偏差终将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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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绩”是老问题，也是治理难题。国家三令五申严禁数据造假，但为何仍有党员干部在“数字迷思”的幻想里迷失自我？这显然不是认知问题、能力问题，而是私心杂念在作怪。

从思想根源看，功利主义是“老病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认为脚踏实地干事不显山不露水，于是在数字上动起了歪脑筋：有人信奉“‘平时’干得好，不如‘评时’干得巧”，整天琢磨数字而非琢磨干事；有人执念于凭“数字”论英雄、以“指标”量好汉，专挑显眼处布置“花架子”，追求短平快的“显绩”。

从结果导向看，考核评价是“老大难”。当前，一些地方考核“指挥棒”失灵，过度依赖GDP、增长率、排名等显性指标，导致一些人被迫走上“造数据”的投机之路。加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实干者”被冷落，而那些“会报者”却受青睐，极易助长部分党员干部追求“数字政绩”的投机倾向，滋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

从惯性演变看，监督缺位是“老常态”。“数字政绩”的背后，既有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私心作祟等主观因素，也存在监督缺失、权力失管的问题。在河南三地招商数据造假问题上，省里抽查乏力，县里核查缺位，企业口头报个数就算完成……正是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层层监管层层失守，最终给数字造假带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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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工作、谋发展、话民生，不能陷入“数字迷思”。纠正“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政绩观偏差，需要把数字誊清、见底、挤干水分，守住数字真实的底线，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

拧紧思想“总开关”。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徐州没有“第一时间”官宣晋级万亿城市，在舆论场引发关注。“不要纠结于数字、不能为数字所累，要扎扎实实发展”，这是徐州市委书记宋乐伟的清醒和坚定。党员干部必须明白，真正的政绩，不在报表的数字上，而在百姓的心坎里。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识政绩为谁而树，根治好大喜功、权力任性等思想痼疾，真正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擦亮监督“探照灯”。不断提升监管水平，才能让“数字政绩”无所遁形。在数字时代，不妨尝试让数据跑路、让数字说话、让科技发力，提升监管的质效，让每一个数字都在“放大镜”和“聚光灯”下。同时，持续强化部门联动、加强监管执法，对数据造假“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推动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高压态势。

用好考核“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核标尺，就会催生什么样的政绩行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构建多元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科学划定“考什么”的目标体系，精准评量“怎么考”的方法逻辑，破除唯数据论、唯排名论，决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让造假者得利。

“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政绩从来不是“纸上数字”，而是“脚下实绩”。真正的政绩，蕴含在老旧小区改造的一砖一瓦里，在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跳出“数字迷思”，校准政绩观偏差，就要把精力放在提升发展实效、增强发展后劲上，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丁恒情

责编：吴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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