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从地名语源看北京历史文化（2）

二、关于地名的伪词源与俗词源的辨析

探讨地名的语言来源，即地名语词的词源，应当明确每个地名都有其真实的起源与演变过程。然而，由于文献缺失、记载有误或口耳相传中的偏差，往往导致人们对词源的理解出现错误，形成不准确的表述。这类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俗词源与伪词源。

所谓“俗词源”，是指人们仅依据语音的近似，既不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也不顾及词义的演化过程，而进行牵强附会的推测所形成的词源解释。这类说法可能流传甚广，却缺乏可靠的历史与文化依据。

另一种是“伪词源”。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同于俗词源，往往属于凭空编造、可信度低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俗词源虽然与史实不完全吻合，却常蕴含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研究价值；而伪词源则除造成认识混乱外，并无实际意义。总的来说，在地名词源探讨中，需注意区分上述两种情况，以避免在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播中延续错误。

（一）从牛栏庄到六郎庄——据实命名与俗词源的渐变

北京海淀的六郎庄，最初名为牛栏庄。从名称可知，该地应与养牛有关——白天牛群吃草，夜晚则用木栏围起固定范围，拴好缰绳，防止牛只走失。后来，“牛栏庄”逐渐演变为“六郎庄”，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从据实命名向俗词源的转变。例如，《明实录》记载，永乐四年，驻京官员上报北京水患，提及“宛平、昌平二县，西湖景东牛栏庄及清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堤岸百六十丈”。其中，牛栏庄即今六郎庄所在地。

“牛栏庄”一名在明代文献中屡有出现。稍晚的嘉靖三十九年，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记录了该地名。至万历二十一年，宛平知县沈榜所撰《宛署杂记》亦载“牛栏庄”，并列出其周边地名：“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今西直门）一里曰高郎桥（今高梁桥），又五里曰篱笆房（今篱笆房）、曰苇孤村（今魏公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今北京大学一带），其旁曰小南村（今小南庄）、曰八沟村（今巴沟村）、曰牛栏庄（今六郎庄）、曰中务村（今中坞村）、曰北务村（今北坞村）……”可见当时地名语音虽与今相近，用字已有差异。

“六郎庄”之名最早见于清代文献。目前可考的最早记载，出自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内务府满文《奏销档》，其中记载内务府总管赫奕、代理总管马齐根据江宁织造曹寅家人陈佐呈文，奏报修建西花园工程开支，提及“六郎庄真武庙，配殿六间，和尚住房八间，用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二钱；在六郎庄修造园户住房三十间，用银一千两”。此为该名称目前所见最早文献记录，今后若发现更早记载，或可进一步推前。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前后，与“牛栏庄”更名“六郎庄”同时，周边还出现了一批与杨家将传说相关的地名演变，例如“华家屯”改称“挂甲屯”，“百望山”改称“望儿山”，“东百望”、“西百望”改称“东北望”、“西北望”，以及“亮甲店”、“韩家川”、“南羊坊”等地的名称变化。这些演变共同反映出民间传说对地名俗词源形成的影响。跨越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的学者余嘉锡先生，在其《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曾探讨此类现象。他指出，杨家将传说之所以能影响地名变迁，与历史上教育不普及、民众历史知识多源于戏曲小说有关。普通百姓茶余饭后所谈的“历史”，往往来自评书、戏剧等文艺作品，其中杨家将题材尤为流行。

余嘉锡先生认为，杨业（即杨令公）的名声在北宋时并不十分显赫，杨家将故事是在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后才广泛流传的。当时金兵入侵，国土沦丧，民众困苦，说书人便将杨家将故事融入讲述，寄托抗敌守土的情怀。久而久之，在清代初年民族矛盾较为突出的时期，北方民众受戏曲小说影响，开始以谐音方式更改地名，例如将“牛栏庄”改为“六郎庄”（附会杨六郎杨延昭），“华家屯”改为“挂甲屯”（传说为杨六郎或穆桂英卸甲处）。这类更名虽富含民间文学色彩，却与历史事实逐渐偏离。

然而，其他文献显示，余嘉锡先生关于杨家将在北宋时名声不显的判断可能稍显谨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为其族人杨琪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君之伯祖继业，太宗时为云州观察使，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文中提及杨继业（即杨业）之子延昭（杨六郎），并称“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欧阳修还指出，当时“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说明杨家将的事迹在北宋已广为传颂，妇孺皆知。值得注意的是，文艺作品中的“杨令公”之称实为后世追赠，并非杨业生前官职。此类演绎应视为文学创作而非严格史实，在认识地名俗源时，宜将其置于民间文学范畴加以理解。由此可见，杨业的名声在北宋时期应当已相当显著，并非迟至南宋才广为流传。否则，欧阳修在为杨琪撰写的墓志铭中便不会如此记述。当然，撰写墓志铭时难免有褒扬先人的成分，此乃常情，但所述内容通常有所依据，不会全然凭空而来。

基于这一背景，“六郎庄”之名便逐渐附会到了海淀原有的“牛栏庄”上——二者语音相近，易于转换。此后，又进一步出现了雅化名称“柳浪庄”，令人联想到杭州西湖的“柳浪闻莺”。实际上，这一名称同样源于谐音演变。侯仁之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有些文人来海淀游览风光，即景生情，就地写诗，觉得‘牛栏’二字不雅，不能入诗，就擅自改为柳浪庄。可是柳浪庄的名称，在民间并未流行”。若直接从“牛栏庄”改为“柳浪庄”，显得较为生硬。结合历史文献线索来看，更合理的演变路径应是：先从“牛栏庄”转为“六郎庄”，再自然过渡到“柳浪庄”；而“柳浪庄”未能通行，群众仍习惯使用“六郎庄”这一富有故事色彩的称呼。

这一判断有一重要佐证：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柳浪庄”的文献，是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族学者博明所著《西斋偶得》中的一则故事。该书记载了“柳浪庄”一名，但并未通行。由此可见，地名的演变经历了从“牛栏庄”（据实命名）到“六郎庄”（民间俗传）再到“柳浪庄”（文人雅化），最后回到“六郎庄”（民间沿用）的过程。短短几字的变化，串联起一段生动的民间记忆与历史传承。

（二）彰义门、广宁门、广安门——史实与伪俗词源的混杂

彰义门、广宁门、广安门的演变，体现了历史事实与民间俗称之间的交织与混杂。金中都西墙西北角的城门原名“彰义门”。明代修建外城后，在其东侧约两公里处新设一门，命名为“广宁门”。两门之间有一条道路相连，俗称“彰义街”或“彰义门大街”。尽管广宁门的位置已向东迁移，但民间仍习惯沿用“彰义门”来指称这一带，这一俗称影响深远，虽非官方定名，却在日常使用中流传甚广。

这一过程在《明实录》中有所反映。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英宗被瓦剌俘获。实录记载，“虏众奉上皇车驾次芦沟桥果园”，英宗遣大臣与瓦剌使者“至彰义门外答语”。此时所称“彰义门”，仍指金代旧门，是实际存在的城门。至嘉靖三十二年，北京修筑外城，对各门重新命名，“正阳外门名永定，崇文外门名左安，宣武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其中特别提到“彰义街门名广宁”，即位于彰义街东端的新城门被定名为“广宁门”。此时尚未出现“广安门”之称。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日下旧闻考》记载，“今广宁门俗称彰义，特沿金源以来旧名耳”，说明尽管金代彰义门早已废弃，其名称仍作为俗称附着于广宁门之上，体现了地名在民间记忆中的延续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时值义和团运动期间，御史刘家模在一份奏折中写道：“臣闻彰义门、永定门外久有充义和团杀掠行路者。”此处所称“彰义门”，是指广宁门的民间俗称，而非金代旧址。

那么，广宁门为何后来改称“广安门”呢？普遍流传的说法是，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原名绵宁）的名讳，故将“宁”改为语义相近的“安”。这一说法见于民国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当代《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及其他一些普及性著作，几乎成为通说。然而，若细加推敲，此说在表述上仍有可议之处。若真是朝廷明令避讳，全国带“宁”字地名均应更改，皇家自身理当率先遵循。但查《清宣宗实录》可见，道光元年七月，因道路被水冲毁，大臣英和曾奏报，“亲至广宁门外查看，大道水深四五尺，人马断难行走，不得已暂行还宫”。此时道光帝已即位，而奏疏中仍直书“广宁门”，未作避改。此外，道光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帝“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道光二年亦有类似记载。直至光绪十二年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仍称“广宁门”、“广宁门大街”。1931年，陈宗蕃《燕都丛考》亦载：“广宁门大街以南，其西地多空旷。”可见，“广宁门”之名在官方文书与民间记述中沿用甚久，所谓因避讳而改名之说，在时间与史实上尚存进一步辨析的空间。

由此便引出一个疑问：朝廷是否真的为避讳而更改了门名？若确系避讳，为何清朝的实录，以及光绪年间官修《顺天府志》中仍沿用“广宁门”之称？至民国时期陈宗蕃《燕都丛考》中，“广宁门大街”与“广安门大街”仍混用并存，显得颇为随意。但若说未曾避讳，为何后来“广安门”逐渐通行并沿用至今，反而“广宁门”之名不再使用？实际上，这其中反映的是一种区别于朝廷明令避讳的、渐进而非强制的地名演变过程。具体可从清代避讳制度的特点来理解。

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曾发布一道关于避讳的谕旨，其中指出，“避名之典，虽历代相沿，而实乃文字末节，无关大义”。在他看来，避讳虽是传统，却属文字细节，不必过分拘泥。他主张可采用缺笔等方式略作回避，而不必彻底禁用某字。例如他本人的名字“弘历”，在清代文献中“弘”字常缺末笔一点，既示避讳，又不影响辨认。谕旨中还提到，皇族辈分用字如“永”“绵”等，均为常用字，笔画简单，若强行避改反造成不便。尤其是“绵”字，与民生衣被之需相关，使用极广，难以完全回避。这体现了清代在避讳问题上相对务实的态度。由此可见，“广宁门”改为“广安门”，很可能并非出于严格的诏令避讳，而是在民间与官方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替代用法。由于“宁”字触及道光帝名讳，在书写或称谓中人们渐以“安”代“宁”，久之便约定俗成。这种变化并非一纸命令即刻推行，而是经历了一段新旧名称并存的过渡期，最终“广安门”因更符合避讳习惯而被普遍接受，成为定名。

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与其让天下人改易常用字来避皇帝一人之名，不如由皇帝本人改名，选用生僻字，以减少对日常文字使用的妨碍。他建议，将来继承皇位的子孙若辈分用字为“永”，可改为极少使用的“颙”；若用字为“绵”，则可改为“旻”（意为天空）。这些字生僻少用，即便缺笔避讳也较容易处理，而“永”“绵”等常用字则不必强令避改。这一思路体现了其在避讳问题上的务实与开明。

那么，作为乾隆之孙的道光皇帝是如何执行这一理念的呢？《清宣宗实录》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初十，已经即位的绵寧遵照祖父乾隆帝当年的谕旨，把名字改作“旻寕”并提出以缺笔表示避讳，“其奉旨以前所刻书籍。俱毋庸议”。他同时下旨，此二字皆可通过缺笔以示避讳，且此前已刊刻的书籍一律无需追改，以免繁琐。然而臣子们仍觉不安。不久，肃亲王永锡上奏称：“临文不讳，圣主不以为嫌。而臣子之心，究多惶悚……嗣后文移奏牍，恭请避写甯字。”意思是，皇帝虽宽仁不究，但臣下心中终究惶恐，此后在公文奏折中遇到这两个字，仍请求以缺笔或改写的方式回避。他的具体建议就是，可统一改写作“甯”。该字原为姓氏用字，与表示安宁的“寧”本不相同，但因字形相近，常被借用来替代。这一提议，实际上为后来汉字简化中将相关字形统合为“宁”字埋下了伏笔。

道光皇帝批复道：“既知临文不讳，何用琐琐。仍遵前旨，改写一画一撇。”然而肃亲王永锡仍坚持上奏，援引前代避讳中改音近字的先例，建议以“甯”代“寧”。皇帝再次明确驳回，强调“不可为法”。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本人并不主张对“宁”字实行严格避讳。因此，《清宣宗实录》中才继续出现“广宁门”的记载，如英和勘察“广宁门外”水情、赏赐“广宁门外”普济堂小米等事，直至道光三年仍沿用此称。此外，当时奉天（今沈阳）与广东均有名为“广宁县”的行政区划，实录中亦从未要求其改名。这进一步说明，朝廷并未下达统一改名的诏令。

那么，“广安门”之称是何时出现的呢？《清宣宗实录》显示，自道光四年九月赏赐普济堂的记载起，“广安门”开始出现，此后至道光二十九年，相关记载共27处，均使用“广安门”，而“广宁门”之称逐渐消失。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实录亦沿用“广安门”。但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二年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仍称“广宁门大街”，官方文献中两名并存。这表明，“广宁门”改为“广安门”并非出于朝廷统一政令，而是京城官员群体自发形成的避讳共识，并逐渐推广沿用。至民国时期，“广安门”已约定俗成，加之“安”字笔画较“寧”简省，书写便利，遂固定下来。这正体现了地名演变中官方规范与民间实践相互交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