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冬虎：从地名语源看北京历史文化（4）

四、从地名见北京文化底蕴

（一）京

《说文解字》解释“京”为“人所为绝高丘”，即人工筑起的高土台，字形取象于此，字义亦与“高”相关。因高大之义，“京”又引申出“大”的含义。《左传》中有“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记载，句中“京”即作“大”解，意为历经八代，其家族势大无比。由此，“京”字逐渐被用于指称国都。《春秋公羊传》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意为天子所居之处，须以形容广大、众多的语词来命名，故称“京师”。这既体现了都城规模的宏大，也凸显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二）天、地

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与地安门，其命名与设计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

先说“天”字。《说文解字》释“天”为“颠也。至高无上”，意指最高之处。其字形从“一”从“大”，象征着至高至大。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清顺治年间改建后更名为天安门，体现了“天”的崇高地位。与之对应的“地”字，《说文解字》言：“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意为混沌初开，清轻之气上升为天，重浊之气下沉为地，大地承载万物生长。原地安门原名北安门，清代改称地安门，与天安门形成“天－地”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天安门门洞呈弧形，原地安门门洞则为方形，这一设计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源自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一观念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如《周髀算经》所述“天似盖笠，地法覆盘”，《晋书·天文志》所言“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北朝民歌《敕勒歌》中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以及《三国演义》中的“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等，均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传统认知。由此可见，即便是门洞的弧形与方形之别，也承载着悠久的哲学理念与文化象征。北京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致而富有深意的设计之中。

（三）乾、坤

故宫中的乾清宫与坤宁宫，其命名源自《周易》中“乾”、“坤”这对核心概念。乾代表阳、天、男，坤代表阴、地、女。这一观念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如“坤表”“坤包”“坤车”等，均指向女性所用之物。在故宫的建筑布局中，前朝后寝的空间安排也呼应着这一思想：南部的乾清宫（皇帝居所）与北部的坤宁宫（皇后居所）通过中间的“交泰殿”相连。“乾清”寓意天道清明，“坤宁”象征大地安宁，“交泰”则意指阴阳交汇、天地和合，共同寄托着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景。

（四）皇城根的变迁

北京作为历史上的皇城，其地名中带有“皇”字的所在甚多，其中“皇城根”尤为典型。这一名称的变迁，不仅反映了地理区划的调整，也折射出政治文化的演变。

明代，皇城北侧的街道称为“皇墙北大街”。清代则将其分为“东皇城根”与“西皇城根”，实指皇城北垣外东西两段道路，并非今日所指的东西向街道。民国建立后，为消除封建痕迹，“皇”字被改为同音的“黄”，遂称“黄城根”。这一用字改动虽出于时代思潮，却也使地名丧失了原有的历史指向性。1965年，北京对地名进行系统调整，着重解决名称与地理位置不符的问题。以北段为例，以地安门为界，分别命名为“地安门东大街”与“地安门西大街”，使名实相符。

西侧原称“皇墙西大街”，后曾分段称作“北皇城根”、“南皇城根”，但易被误解为南北向街道。1965年统一调整为“西黄城根北街”、“西黄城根南街”，明确了其位于皇城西侧且分南北两段的方位。东侧演变亦类似，先后有“火道半边街”、“东安门外北夹道”等旧称，民国时期常笼统称为“黄城根”。1965年后规范为“东黄城根北街”、“东黄城根街”，实现了指位的准确性。“皇城根”到“黄城根”的用字之变，以及最终以方位词精确界定的调整，不仅体现了地名规范化的过程，也默默记录着时代政治文化观念的流转。

（五）国都官衙林立，派生为街巷名称

北京作为都城，是历代政治中心，官署衙门云集。许多衙署名称后来逐渐演变为所在街巷的名称，成为极具辨识度的人文地理标志。例如，皇城内的南北库司胡同、光禄寺东西夹道、钟鼓司胡同，以及司礼监、内府库、酒醋局胡同、织染局胡同等地名，皆源自旧时官署。此外，如户部街、京畿道、兵部洼等，也均为官衙名称的遗存。这些地名生动体现了北京作为京师的独特风貌，也是政治中心在地名文化中的直接反映。

（六）城门命名

以元大都城门命名为例：其西北角为健德门，东北角为安贞门——这两处名称至今仍用于地铁站、公交站。南面正中为丽正门，东侧为文明门，西侧为顺承门。至明朝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不过，在徐达攻占元大都后，将北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其原因在于，元大都此时已非都城，明代首都设在南京。依照礼制，城市的规模（以城墙周长为标志）不得超过都城规制。因此最简便的办法，是将北面人口相对稀少的区域划出城外。徐达仅在半个月内便完成了这项工程，匆匆修筑了从今日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的新城墙。另有传说称，明代北京城西北角并非直角，是因象征“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之说。其实并非如此。从地图上可见，该区域有什刹海水域。若强求直角，则需将城墙西延至湖中再转折，工程量大且时间紧迫。于是巧借湖水作为护城河，城墙自湖东南方向斜向修建即可。因此，这一形状与传说并无关联。

然而永乐皇帝在建北京时发现，北墙内缩后，要在南边设置宫廷广场则空间不足。于是将南城墙向南推移约二里，移至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即今日所称“前三门”。而元代的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则大致位于今东西长安街南侧附近。如今的东西长安街一线，正是元朝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所在位置。

了解这些城门位置后，再看其名称——健德门、安贞门、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用词颇为文雅。据考，这些名称很可能由元大都规划者刘秉忠亲自拟定或在其主持下确定。据记载，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兼通儒、道、佛诸家思想，学识渊博而融汇。在城门命名中，他主要依据《周易》卦辞而来。《周易》体系中包含八卦、八方（东、南、西、北及四隅）、天干地支、五行方位、四季更迭，以及四象（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元素，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丽正门为元大都正南门，约在今天安门金水桥前。其名出自《周易·离卦》：“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此处“丽”为附着之意，指日月附于天，草木附于地，双重光明附于正道，从而化生万物。依《说卦》所言：“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离卦象征光明，太阳行至南方时高度角最大、光照最强，故离卦对应南方。所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即指圣人依此理面南治国。故元大都正南门取“丽正”为名。

丽正门东侧为文明门，出自《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为龙现于田野，象征大地光明、文采焕发，此“文明”与今日所谓文明礼貌含义不同。该门俗称哈德门（亦写作哈达门），元末熊梦祥《析津志》载，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至于“哈达大王”究竟何人，已不可考，可视为民间俗源。此门至明代改称崇文门。

丽正门西侧的顺承门，则出自《周易·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顺承”一词即源于此。坤卦象征大地，万物依地生长，故称“顺承天”，即顺应天道自然。此门后来演变为宣武门。

此外，北城墙二门亦与《周易》相关。西北的健德门，取自《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成德为行”。《说卦》称：“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系辞》亦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意为天道刚健，君子应效法其精神，自强不息、修养德行。乾卦对应西北，象征阴阳相推、刚健不息，故取名“健德”。

东北的安贞门，则与坤卦有关。坤卦卦辞有言：“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意为：君子行事，起初或会迷惘，但随后能循常道而得吉。往东北方向或会失去旧友，但终获吉庆。“安贞”即安守正道，如此则吉庆如大地般无边。元大都城门命名，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城市规划的融合，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意涵，至今仍值得细细品味。

报告人 | 孙冬虎

责编 | 王瑱

校对 | 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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