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质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为新时代军地联合培养军事人才指明了方向。习主席强调，“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当前，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必须把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作为一个重要抓手，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瓶颈，以精准施策提升培养质效，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军地联合培养的时代意义。

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绝非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党管人才原则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举措。

践行“党管人才”根本原则、服务强军兴军大局的政治必然。军事人才培养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键在于培养一支政治过硬、能打胜仗的人才队伍。军地联合打破了军队人才培养的“闭环”，借助地方优质教育、科技、产业资源，既能强化人才的政治忠诚与使命担当，确保枪杆子始终听党指挥；又能将地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军事人才的核心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军队“大而全”“小而全”的培养瓶颈，确保人才培养始终与强军目标同频共振。

应对“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战略必需。现代战争已进入“智能化主导、多域融合”的新阶段，战场对抗不再是单一军种、单一领域的较量，而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对新型军事人才的“复合性”“跨界性”要求空前提升。一名优秀的指挥人才，既需懂作战指挥，也需具备高科技素养；一名科研人才，既需懂军事需求，也需懂民用技术转化。军地联合培养正是搭建了“军”与“地”的能力桥梁——地方的学科优势、创新生态可补军队“短板”，军事应用场景可牵引地方“精准供给”，最终培养出能驾驭复杂战场、衔接军地资源的“复合型打仗人才”，为打赢未来战争储备核心竞争力。

盘活“国家整体资源”、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时代选择。当前，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所需的高新技术、应用场景等主要在地方，地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中，蕴藏着海量的人才、技术、设备资源，是国防建设的“富矿”；同时，军队的需求牵引和严格标准，也能为地方人才培养、产业升级提供“风向标”。军地联合培养，一方面让军队“借梯登高”，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获取优质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让地方“借船出海”，通过对接军事需求，实现“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双赢。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剖析军地联合培养的现实瓶颈。

近年来，军地双方在联合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新时代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高标准要求，仍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顶层设计与培养需求不匹配。当前，军地联合培养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划和刚性约束。军队各军种、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存在“多头对接、各自为战”的现象，导致培养目标与战场需求、地方资源与军事需求之间衔接不够精准。部分联合培养项目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对新型军事人才所需的“胜战能力、科技理解力、协同应变力”等核心素养聚焦不够，难以满足未来作战需求。

资源整合与培养重点不匹配。地方优质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领域的流动存在“壁垒多、渠道窄”的问题。在人才培养中，地方高校的学科优势与军队的岗位需求对接不够紧密，部分课程设置仍停留在传统军事领域，对智能化装备操作、网络电磁对抗等新兴领域的覆盖不足；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转化不够充分，缺乏常态化的技术共享和实践平台，导致军事人才难以快速接触和掌握前沿技术。同时，军队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地方开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地方国防教育和人才储备的带动作用。

培养模式与能力需求不匹配。当前军地联合培养以“院校教育+部队实践”的传统模式为主，缺乏适应新型军事人才成长规律的创新模式。在教学环节，理论讲授多、实战化演练少，对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应急处置、协同作战等能力培养不足；在实践环节，地方参与人员往往难以深入核心军事任务场景，实践效果会打折扣；在人才评价上，仍以学历、资历等传统指标为主，对人才的实战能力、创新成果等核心指标考量不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导向。

保障机制与长效需求不匹配。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尚不完善，导致“联而不合、合而不深”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在政策层面，军地双方的人才认定标准、学历互认机制、激励保障政策存在差异，影响人才的跨域流动和发展；在经费保障上，缺乏常态化的经费投入机制，部分项目因经费不足难以持续推进；在组织保障上，缺乏专门的统筹协调机构，军地之间的沟通对接效率不高，遇到问题难以快速解决，制约了联合培养的长效发展。

第三，聚焦提质增效，构建军地联合培养的系统路径。

提升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质效，必须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从顶层设计、资源整合、模式创新、保障强化四个维度发力，构建“需求牵引、资源聚合、双向赋能、长效运行”的培养体系。

强化顶层统筹，构建“一体化”规划体系。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军地人才联合培养统筹机制，定期召开军地协调会议，研究解决联合培养中的重大问题。围绕未来战争需求和军队建设发展规划，制定军地联合培养中长期规划，明确培养目标、重点领域、阶段任务和责任分工，实现军地人才培养规划的精准对接。建立人才需求动态反馈机制，军队各单位根据岗位需求定期向地方发布人才培养清单，地方部门据此优化培养方案，确保培养内容与战场需求同频共振。同时，将军地联合培养工作纳入军地双方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刚性约束，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精准化”供给体系。聚焦新型军事人才核心能力需求，推动军地资源双向开放、精准对接。在教育资源方面，支持地方高校设立国防特色专业，开设前沿课程，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在技术资源方面，建立军地技术共享平台，鼓励技术交流，实现双向赋能。在实践资源方面，军队选取合适的训练基地、作战部队作为地方人才实践平台，组织地方高校学生、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军事演练、装备试验等任务；地方为军队人才提供地方企业实习、科研攻关等机会，提升其科技转化和跨界协同能力。

创新培养模式，构建“实战化”育人体系。突破传统培养模式束缚，探索适应新型军事人才成长的多元化培养路径。推行“订单式”培养，军队与地方高校、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根据岗位需求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实行“招生即招兵、入校即入营”的培养模式。推广“双导师制”，为联合培养对象配备军队导师和地方导师，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强化实战化训练，将军事演练、应急处置等实战场景融入培养全过程。借鉴无人机操作手培养中“理论学习+模拟训练+实战演练”的经验，构建“理论—实践—反馈—提升”的闭环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培养质效。

完善保障机制，构建“长效化”运行体系。健全政策制度保障，制定军地人才学历互认、职称评定、待遇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消除人才跨域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军地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投入联合培养经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渠道经费保障格局。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立以实战能力、创新成果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激发军地双方参与联合培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加强军地人才交流文化建设，营造崇尚国防、勇于担当的良好氛围，为联合培养工作提供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