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为这一思想提供了丰沛的文化滋养与深厚的精神底蕴。本文立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视域,聚焦民本观念、治理逻辑、变革智慧、修身传统与廉洁规范五个核心维度,系统考察这一思想如何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激活与再造,力图揭示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引领下,传统政治文明如何被赋予现代政党治理的新内涵,进而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五千余年文明沃土上实现理论再造与话语重构的原创性贡献,为新征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坚实的文化维度理论支撑。
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魂脉”与“根脉”的深层次对接。所谓“魂脉”,即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所提供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所谓“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治理理念与人格理想。二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前提下,通过对传统政治文明核心要素的内在激活,赋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现代政党治理的制度形态与实践品格。这一创造性转化,使习近平党建思想获得既不同于西方政党理论、又有别于传统治道话语的独特理论气质,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最新形态。
一、党建价值根基的时代升华:从“民惟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政治精髓。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首先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上,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党建价值取向。这一转化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根基,更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沃土上结出的理论硕果。
(一)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辩证关系剖析
立足“两个结合”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为民治理的核心立场高度契合,同时传统民本思想受时代与阶级制约存在固有短板。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辩证扬弃,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破除其理论弊端,实现传统民本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1.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价值契合及历史局限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是人民性,《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理论本源上确立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奋斗、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明确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社会发展主体,政党是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工具,政党全部奋斗、全部工作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只能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文脉,民本思想是贯穿始终的思想内核。古训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直指民心安定、百姓安稳是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依托;孟子将这一思想推向新的高度,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确立以民为先、安民固本的价值序列;西汉贾谊对此作出系统性阐发,提出“民无不为本”,深刻阐明民众是国家、君主、官吏与政令施治共同的根基所在。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民众是治理核心”的价值共识,为“以人民为中心”党建价值理念实现“两个结合”提供重要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根植民族心理的文化基因,让新时代党建领域人民至上理念能够快速获得全党全社会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
在推进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融通结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清醒认清传统民本思想无法克服的固有历史局限性,区分其合理价值内核与封建制度催生的理论糟粕,避免简单将传统民本等同于现代人民民主。古代推行轻徭薄赋、赈灾恤民等治理举措,根本目的在于调和社会阶层对立、防范民众大规模反抗以稳固统治秩序,彼时民众不具备制度化政治参与、民主监督、自主治理的法定保障,统治阶级与民众是支配与依附的失衡社会关系。传统民本思想无法突破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等级制度束缚,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这是其无法适配现代无产阶级政党执政逻辑的根本原因。
2.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化重塑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根基作出原创性理论创新,运用人民主体理论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批判性、根本性改造,实现了由古代维护君主统治的“治民之术”向无产阶级政党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为民之本”的质变,重塑了传统社会统治与被统治的固有逻辑,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党的执政根基与权力本源的新型政治逻辑,从根本上破除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桎梏与制度缺陷。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实现根本性革新,重塑“民”的核心内涵。在古代,民众依附统治阶级,人身与权利均受制于统治阶级;而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人民立场,将其转化为拥有完整民主权利、能够深度参与国家治理的现代人民,从根源上破除传统民本思想依托君主德行、缺乏刚性约束的固有局限。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划清政党定位,阐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私利,全体党员干部的身份定位是服务群众的人民公仆。国家一切权力由人民赋予,权力运行全过程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习近平党建思想辩证汲取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心、安民生”的有益内核,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完成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化升级,促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兼具科学性、本土性与人民性的新时代党群关系理论,为新时代维系党群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筑牢价值根基。
(二)“以人民为中心”对“民惟邦本”的创造性转化
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传统民本思想完成价值本体、制度规范、实践落地三层递进式转化,构建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完整闭环体系,全面回答了共产党人“为谁执政、为谁建党”的根本党建命题,实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深度契合并焕发新生。
1.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的政党核心价值重塑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在于将其与党的根本宗旨深度贯通,从一种统治策略升华为新时代政党核心价值本体,完成政党价值观的根本性重塑。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民本思想中“亲民”“爱民”“重民”“安民”的理念一脉相承,更实现了质的飞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重要论述将传统民本思想从“为民作主”提升到“由民作主”的高度,从治理策略提升到执政本质的高度,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界限,也彻底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习近平党建思想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在古代,“民”是君王的统治对象;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最深厚的根基。这种从“民惟邦本”到“人民至上”的转变,是价值本体层面的根本性转换,重塑了政党的政治灵魂,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
2.从道德倡导到刚性约束的制度化跨越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第二重创造性转化,在于将传统民本思想从主要依靠内在道德自省、外在行为自持的柔性层面,转化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实现了从道德倡导向刚性约束的历史性跨越。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因其过度依赖君主个人的贤明与传统治理体系的道德自律,缺乏刚性制度的长期保障,故而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持久,甚至沦为“为民作秀”的工具。新时代党的建设深刻汲取这一历史教训,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重要原则,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价值从理念倡导层面牢固地锚定于制度规范层面。这一制度设计,从顶层确立了群众利益在治党理政全局中的优先地位,确保了无论领导班子如何更替、时代形势如何变化,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具备制度性的约束力。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与此同时,通过健全常态化践行群众路线制度机制,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了坚实的制度载体,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从柔性倡导向刚性约束的历史性跨越。
3.从文化理念到基层治理细微处的生根见效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第三重创造性转化,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深度嵌入党群关系的具体实践,使之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彻底破解了传统民本思想“上意难达下情”的实践困局。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抓手,以常态化、制度化的作风建设把人民立场落到基层党建的细微之处,是第三重创造性转化的核心要义。通过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让人民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价值认同到制度设计再到实践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成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完整转化链条,使“以人民为中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鲜明底色和根本遵循,深刻而有力地回答了“政党为谁”的根本政治问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
二、管党治党方法论的现代重构:从“德主刑辅”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德主刑辅”是贯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治理理念,构成中华礼法合治体系的理论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管党治党现实难题,对“德主刑辅”理念完成现代化政党治理重构,将其创造性发展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管党治党基本方略,深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邃把握和对中华治理文明精髓的传承创新,是“两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极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一)“德主刑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逻辑的深层呼应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传统礼法思想,在内外兼治、刚柔互补的底层治理逻辑层面高度共振,为传统“德主刑辅”理念实现创造性转化搭建稳固理论桥梁,也构成“两个结合”运用于管党治党领域的核心价值契合点。
1.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与中华礼法教化惩戒的双向治理思维
从理论渊源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由社会存在决定,同时思想意识又会反作用于实践行为。改造人的主观认知是规范实践行为的内在前提,刚性制度约束是校正失范行为的外部保障,二者缺一不可。落实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领域,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以改造党员主观世界为根本抓手,坚持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培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依靠党员内生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规范权力行使与日常言行,从根源上抵御各类腐朽思想侵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天然具备严密组织性、纪律性,主张建立覆盖权力运行全链条、层级清晰、刚性有力的组织制度、纪律规范与监督体系,以制度刚性划定权力边界,防范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公权力私化、作风失范等各类管党治党风险。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理论,与中华礼法合治形成深刻的理论共鸣。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一理论共鸣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传统治理智慧的有机融合。
2.破解管党治党“偏执一端”实践困境的必然选择
从实践层面看,管党治党往往存在重制度惩戒、轻思想教化的失衡倾向,或者认为有了完善的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忽视了对党员干部内在道德自觉的培育。事实证明,没有思想上的自觉认同,再严密的制度也可能被规避和架空。为了破解这一管党治党实践中的深层次难题,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自觉借鉴中华礼法合治的治理传统,确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步推进、同向发力的战略布局。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既是摆脱管党治党失衡现实困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德主刑辅”理念在当代政党治理中的活化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场伟大实践的科学提炼和规律把握,成为指导新征程上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二)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对“德主刑辅”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礼法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德治与法治并列,而是实现了二者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构建了自律与他律互补、教化与惩戒并重的现代政党治理新范式。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既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又明确实践路径和工作着力点,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1.以科学理论武装取代宗法伦理教化,实现传统“德教”的现代化升级
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思想建设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赋予“德主刑辅”理念以科学的理论内涵。“德主刑辅”理念根植于儒家伦理体系,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将思想建设的根基置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之上,实现了传统教化的现代化升级。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思想建设聚焦的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只有全党形成统一思想认知、坚定理想信念,党员干部才能发自内心认同、主动遵守党内法规制度,从主观层面杜绝规避制度、变通纪律的投机心态,保障各类管党治党制度落地见效。
百余年来,坚持思想建党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与独特政治优势。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重视思想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从延安整风运动到新时代历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全党持续开展常态化理论学习、党性教育、警示教育,推动全体党员持续淬炼党性修养,在思想层面、政治层面、行动层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以科学理论凝心铸魂、用共产主义理想锤炼党性的思想建党范式,相比古代依附宗法伦理的道德教化,具备彻底性、系统性与鲜明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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