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2)

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修身之道、为政之德,将“民惟邦本”的人民情怀、“礼法合治”的治理智慧、“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正心明道”的修身哲学、“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实现坚守“魂脉”与“根脉”的理论创新,为新征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坚实的文化维度理论支撑。

2.以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超越单一惩戒逻辑,强化“法”的刚性约束

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关键性、根本性作用,将“德主刑辅”创造性转化为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嵌入制度规范之中,以党内法规厘清权力边界、严明纪律规矩、完善监督流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现代制度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兼具约束、规范、预防、激励多重功能,实现了从单一惩戒逻辑向全链条治理逻辑的转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使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更为严格,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传统“德主刑辅”中的“刑”主要发挥事后惩治功能,侧重于对既成恶行的惩罚威慑,其制度设计相对单一、被动。新时代制度治党则构建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责的全过程制度链条:事前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边界;事中通过巡视巡察、派驻监督实时监控;事后通过执纪问责、纪律处分形成震慑。这种系统化、全周期的制度设计,使“法”的治理功能从单一惩戒拓展为系统治理,实现了对传统“刑”治逻辑的全面超越。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正风肃纪反腐效能,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3.思想自觉与制度约束的双轮驱动,构建“德法合治”现代政党治理新范式

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价值引领和思想基础,确保制度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刚性约束和制度保障,确保思想建设的成果能够得到巩固和深化。在实际运行中,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协同发力体现为良性互动、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同制度、敬畏制度,为制度执行提供主观动力;制度执行强化行为规范、固化教育成果,为思想建设提供客观保障。

思想自觉与制度约束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协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种“德法合治”的现代重构,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又赋予其现代政党的制度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注重运用系统观念、辩证思维管党治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刻回答了“政党如何治理”的方法论问题,实现了“德主刑辅”治理范式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大党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创新:从“革故鼎新”到党的自我革命

革故鼎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标识性的思想精髓。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变革哲理,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信条,再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智慧,这种变革创新的精神气质,成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文化基因。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一文明基因进行了深度的当代表达,将其创造性发展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理论创新,使之成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一)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文化基因与理论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革故鼎新、自省自新的文化基因,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蕴含的批判与革命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筑牢坚实真理精神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新自省的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革命精神有机贯通、深度融合,共同构筑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孕育生成、持续发展、逐步成熟的双重支撑体系。

1.革故鼎新与自省修身的中华优秀文明基因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余年文明积淀,孕育形成了革故鼎新、进取求变与反躬内省、自我革新双向交织、相辅相成的完备文化谱系,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生成提供了丰厚且独特的文化滋养。中华文明始终拒绝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始终秉持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的治理智慧,兼具向内自省、自查自纠的修身品格,形成了“外求变革、内修本心”的古代双重治理逻辑。

从思想理念层面看,诸子百家虽治学立场、治世理念各有侧重,但普遍蕴含因时制宜、革新图强、自省向善的核心智慧,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革新自省思想体系。从制度实践层面看,古代基于革新自省理念,探索形成了适配封建治理体系的自查自纠机制,设立谏官、史官、巡按、监察御史等专职岗位,构建建言纠错、记史鉴今、巡察纠弊的监督体系,通过外部监察与内部规训相结合的方式,纠正吏治偏差、化解治理隐患,体现传统治理主动纠偏、自我完善的朴素创新思维。古代革故鼎新思想局限于维护封建统治,其自省修身仅服务于少数统治阶层,存在阶级狭隘性与历史短视性;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封建治乱循环的历史桎梏,将传统“修己安人”升华为面向全体党员、扎根人民群众的政党淬炼之道,把局部改良式的传统变革转化为刀刃向内、彻底祛疴的政党系统性重塑,让传统的革新自省精神拥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立场与时代内涵,完成中华传统变革智慧质的飞跃。

2.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属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深厚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夯实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根基。二者相融互促、双向赋能,共同生成党的自我革命这一原创性党建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我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事物都在自我扬弃、自我否定中实现发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自我革命不是外部附加任务,而是政党生存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彻底突破古代变革思想“头痛医头、局部修补”的局限,赋予革新行为科学辩证的底层逻辑。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本色。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提出,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革命性,持续清除党内投机分子、修正主义思潮,保持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关键,在于没有自身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备敢于直面问题、刮骨疗毒的底气。资产阶级政党囿于资本利益,只会掩盖自身弊病、妥协退让;而我们党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标尺,能够抛开私利检视自身,这是自我革命得以落地的根本前提。

百余年党史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理论。从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到改革开放时期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伟大自我革命新征程,党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历史。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中国传统自省文化、本土党建实践相结合,逐步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管好党、治好党这一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重大命题,创造性地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华革新文明的深度“化学反应”。

(二)党的自我革命对“革故鼎新”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革故鼎新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不仅体现在理论命题的提出,更体现在其内涵的深化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全面展开上,形成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认知到行动的完整闭环。

1.传统革新自省理念向政党“四自能力”体系化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传统“日新其德”“革故鼎新”的碎片化修身、革新理念进行系统化整合、理论化提炼,将其升级为党的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科学能力体系,实现了传统革新文化内涵质的跃升。“四个自我”既是对传统修身理念的继承,更是对其在现代政党建设层面的体系化、结构化发展。“自我净化”侧重清除杂质、纯洁队伍,对应传统“激浊扬清”;“自我完善”侧重补短板、强弱项,对应传统“见贤思齐”;“自我革新”侧重与时俱进、主动求变,对应传统“革故鼎新”;“自我提高”侧重增强本领、提升境界,对应传统“进德修业”。“四个自我”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革命闭环逻辑。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保持清正廉洁。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通过持续不断的党性锤炼,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使党始终保持健康肌体和蓬勃活力。

2.传统变通革新智慧向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落地

习近平党建思想跳出传统局部改良、被动应变的变革局限,将中华传统辩证思维与进取精神,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自我革命的实践逻辑,确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重大论断,推动传统革新智慧从修身信条、治世理念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刚性实践。传统革故鼎新思想强调顺势而变、久久为功,这一核心精髓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高度契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正是传统革新智慧创造性转化的生动实践。党始终摒弃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思维误区,以常态化自我革命纠治顽瘴痼疾、破解治理难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夯实执政根基,让传统“变通求久”的辩证法则,转化为百年大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长期执政的实践动能,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持续走深走实。

3.传统自省修身范式向全党全域责任体系重塑

传统革新自省多聚焦个体道德修身,缺乏制度化、全域化的落实机制,存在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习近平党建思想打破这一桎梏,将传统个体自省范式创造性转化为全党覆盖、全员履职、全程从严的自我革命责任落实体系,构建权责清晰、上下联动、常态长效的自我革命工作格局。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身教作示范、用行动发号令,为全党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率。自我革命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有力回应了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彰显了自我革命的强大生命力。

四、党员党性政德修养的体系重构:从“修齐治平”到锤炼坚强党性

修身立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之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系统性的体系重构,将其创造性地发展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新时代党建的核心要求,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符合现代政党建设规律的党性修养与政德培育体系。

(一)传统修身伦理与党性淬炼的理论契合及现实需求

共产党人的党性淬炼,本质上是主观世界持续改造、思想境界持续提升、政治品格持续塑造的长期过程,与中华传统修身伦理向内自省、固本培元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

1.传统修身养性之学与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深度融通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共产党人的道德锤炼问题,要求党员树立集体主义道德、摒弃个人主义私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构建一套非常完整且深刻的修身伦理体系,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政德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本土伦理资源。传统修身伦理与党性淬炼在思维逻辑层面深度同频共振。

从理论逻辑与思维范式看,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思想,与儒家的修身治世理念形成深层同构,为传统修身伦理向现代党性淬炼转化提供了核心理论支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认知与客观行动的有机统一,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是持续改造主观世界,唯有不断净化思想、淬炼认知、修正偏差,才能精准把握客观规律、推动实践发展。这一辩证思维,与中华传统修身文化“正心明道、修身立本”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传统修身理念主张心为身之主、行为心之表,通过端正内心、涵养心性、修正心念,实现言行合一、德行统一,从思想根源上杜绝私欲杂念、纠正行为偏差,这与新时代共产党人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从源头解决思想滑坡、信念动摇、作风偏移问题的方法论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生动典范,打破了传统心性之学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壁垒,实现了传统伦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深度融合。

2.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的实践倒逼与路径创新

从新时代党建工作的现实需求看,传统修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破解干部队伍道德建设、党性修养突出问题的必然选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但不容忽视的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部分党员干部受功利主义思想侵蚀,出现理想信念滑坡、宗旨意识淡化、道德底线失守、政德修养弱化等问题。有的干部重业绩轻德行、重权力轻责任,忽视自我修养与党性锤炼;有的干部公私不分、私欲膨胀,出现作风散漫、言行失范等问题;有的干部缺乏常态化自省自觉,思想懈怠、初心弱化,难以抵御各类风险诱惑。

单纯依靠制度约束、纪律惩戒等外部监督手段,只能实现“治标”的短期效果,难以根治思想弊病、筑牢思想防线。唯有激活党员干部内在的道德自觉、党性自觉,实现外在约束与内在自律双向发力,才能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拒腐防变机制。党员干部必须“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始终做到“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将锤炼党性、提升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久久为功。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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