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3）

（二）锤炼坚强党性对“修齐治平”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修身之道的创造性转化，最核心的原创性贡献在于立足现代政党建设规律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对“修齐治平”传统的系统性重构与创造性转化，从价值理念、方法路径、实践维度完成全方位跃升，构建新时代共产党人党性政德修养的全新范式。

1.传统修齐伦理链条升华为“三德一体”新时代政德体系

在价值理念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突破传统“修齐治平”的时代局限，将其层层递进、由内及外的伦理逻辑创造性转化为共产党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三维政德体系，实现了传统修身价值的政治化、时代化、体系化重构。“修齐治平”诞生于传统社会，其“齐家”“治国”的核心内涵依附于封建等级制度，与现代政党治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存在本质差异，难以直接适配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从政修身需求。

立足新时代管党治党实际，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提炼传统政德修身的合理内核，融通党性修养与传统美德，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必须讲政德、立政德，并构建大德、公德、私德有机统一的完整政德框架。“明大德”是立身之本、为政之魂，核心是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底色，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守公德”是履职之要、为民之基，核心是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严私德”是修身之基、作风之底，核心是严格约束个人操守、言行举止，筑牢拒腐防变的个人防线。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层层支撑，完整传承了传统“修齐治平”由己及人、由内治外的伦理逻辑，同时彻底摒弃其阶级局限，赋予鲜明的政党属性、人民属性与时代属性，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处世、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根本道德坐标与价值遵循。

2.传统个体自省修身转化为制度化组织淬炼机制

在方法路径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慎独、自省、克己、修身”的个体道德自律方法，创造性迭代为党组织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生活淬炼形式，实现了修身方式从“个体自觉”到“组织赋能”的根本性突破。中华传统修身文化高度重视慎独自省、反求诸己，强调独处之时坚守本心、克制私欲、修正言行，这种向内求索、自我约束的自律精神是传统修身智慧的精髓，但存在天然短板。传统修身完全依赖个人道德觉悟与主观自觉，缺乏外部监督、制度约束与组织规范，容易出现修身懈怠、标准不一、流于形式等问题，其稳定性、持续性、约束力不足。

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传统修身方法的重大创新与本质升级，将个体化、自由化的修身行为，拓展为组织化、常态化、刚性化的党性锻炼机制。通过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党性分析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淬炼党性搭建制度化平台。这种方法论的颠覆性转化，实现了内在自律与外在约束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一方面，传承传统自省克己的核心智慧，引导党员干部主动检视自我、反思不足、修正偏差，保持内在道德自觉；另一方面，依托党组织的监督约束、同志式的相互批评、常态化的制度规范，弥补自我修身的局限性，坚决纠治自我姑息、敷衍应付、心存侥幸、隐匿问题等不良倾向，让党性修养从自发随性的个人修行，转变为规范有序、长效常态的组织锻造，极大提升了修身立德、党性淬炼的实效性与严肃性。

3.传统修身治世理念升级为治党兴政实践支撑

在实践要求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修身立德与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将传统修身赋能治世的理念，升级为以坚强党性保障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新时代党建实践路径。“修齐治平”体系始终坚持“修身为本”，将个体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唯有修身立德，方能担当治世重任，这与新时代党性修养赋能党建发展、事业发展的实践逻辑高度契合。

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政德水平，直接关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能。立足传统修身文化的丰富内涵，新时代党性教育系统融入明志修身、敬人利民、博学笃行、重义守信、崇俭尚廉、克己奉公等优良品质，引导党员干部在持续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锤炼党性、提升本领、涵养德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推进事业发展。通过常态化党性淬炼，推动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底线，在重大风险考验、复杂工作任务、各类利益诱惑面前坚守初心、站稳立场、敢于担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五、反腐败治理体系的范式创新：从“激浊扬清”到一体推进“三不腐”

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领域。中华民族历来坚守尚德守操、为政清廉的价值追求，积淀了源远流长的清廉治政传统。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对传统崇廉治腐文化完成系统性范式革新，创造性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廉洁政治建设全新境界。

（一）廉洁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求

传统廉洁文化为新时代腐败治理提供了深厚历史滋养，但其自身存在难以逾越的内在局限。面对腐败问题隐形变异、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新时代治理实践必须超越单一、被动、碎片化的传统模式，主动构建系统性、全链条、常态化的反腐败新格局。

1.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丰厚历史积淀和制度局限

“廉者，政之本也”，我国古代形成思想、制度、典范三位一体完整崇廉文化体系。从思想维度看，诸子百家均形成约束公权力、抵制贪私的价值共识；古代政治思想普遍强调公职人员严守法度、恪尽职守，逾越法纪必受严惩，长期培育全社会崇廉鄙贪的价值氛围。从制度维度看，传统治理体系搭建自上而下的监察网络，出台细密完备的惩治贪腐律法，构建以整顿吏治、肃清贪蠹为目标的传统“激浊扬清”治理机制。从精神典范维度看，传统社会涌现大批清廉贤臣，构筑清正廉洁的精神情系，为从政者树立修身从政道德标杆。

同时，我们应当客观辩证看待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古代崇德尚廉、严于律己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官吏言行、缓和吏治矛盾，但传统廉洁文化根植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的制度局限，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人治与等级制的桎梏。封建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与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监察模式缺少人民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运行全程封闭，制衡力量先天不足。即便传统社会出台严苛律法、倡导清廉修身，吏治腐败依旧无法根除，权贵贪腐、结党营私反复出现，成为社会治乱兴衰、周期性更迭的核心痼疾。

2.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反腐现实考验

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各类利益交织叠加，利益输送渠道增多，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更为深厚，隐形变异、期权交易、政商勾连等新型腐败手段愈发隐蔽，反腐败斗争呈现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征。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破解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深层隐患，是我们党必须回答的历史性难题。立足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深刻把握腐败滋生演化内在规律，统筹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铸魂三重举措，持续强化不敢腐的纪法高压震慑，层层扎紧不能腐的权力制度笼子，久久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道德堤坝，打通三者内在逻辑关联，实现同步发力、综合施治。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成反腐败治理范式的深刻革命，统筹现代“制度防腐”刚性约束与“文化养廉”柔性教化，实现治标与治本、他律与自律有机统一，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对“激浊扬清”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最核心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将传统上分散的、依赖个体自觉的廉洁理念，整合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工程。

1.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夯实“不敢腐”震慑根基

在“不敢腐”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惩贪治腐”的力度提升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全新高度。传统社会虽然也有“惩贪治腐”，但往往受到特权阶层和权力干预的限制，“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普遍存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我们党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惩治腐败分子，不论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都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种反腐决心和力度，既是对传统惩贪治腐力度的继承，更是将反腐发展到有史以来最为彻底、最为严格的程度，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

2.以全流程监督制度筑牢“不能腐”约束屏障

新时代“不能腐”建设吸收古代制度治廉智慧，弥补传统监察制度碎片化、执行软化的短板，构建系统完备、常态长效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在“不能腐”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制度防腐”的智慧发展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传统社会虽然也强调以制度约束从政者，但此项制度在设计逻辑与实践层面存有弊病，难以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扎紧制度笼子，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这一制度治腐体系覆盖决策、执行、监督全流程，实现从零散到系统、从静态到动态、从运动式到常态化的全面提升，真正构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制度屏障。

3.以系统化廉洁文化培育涵养“不想腐”思想自觉

新时代“不想腐”建设升华传统以德养廉、以文化人理念，搭建制度化、全覆盖的廉洁文化建设长效工程，解决古代道德教化缺乏长效机制、社会覆盖面狭窄的短板。在“不想腐”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传统廉洁文化的思想升华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传统社会虽然重视道德教化在抑制贪腐中的作用，但缺乏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不想”是根本，要靠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靠提高党性觉悟，靠涵养廉洁文化，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筑牢思想堤坝，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通过将廉洁文化融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中，推动廉洁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网络，使廉洁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和普遍的社会风尚，廉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确立为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把“三不腐”视作相互依存、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腐败治理全过程。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牢固树立系统治理观念，统筹贯通纪律、监察、派驻、巡视等各类监督力量，健全多部门联动配合、信息互通的工作机制，依靠全链条闭环协作实现腐败问题一体化综合治理。这套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反腐败科学方略，是对传统“六廉”“礼义廉耻”等廉洁治理智慧的深度继承；同时，立足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逻辑完成原创性理论发展，跳出传统社会单一修身、单向管束的局限，构建震慑、约束、铸魂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反腐体系。新征程上，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以坚如磐石的定力持续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教化同向综合发力，持续提升腐败治理综合效能，以彻底反腐败守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责任编辑：杨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