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昊：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发展新动能（2）

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知道，这一总目标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照两次全会的表述可以发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增加了“继续”二字，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继承和延续。

对于这一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那么，为什么要确立这样的总目标？这需要追溯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当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看到这段论述后一直思考这三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行？对于这三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历史进行分析，他指出：“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较长甚至很长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制度，明确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这正是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度建设框架的继承和发展。

从根本制度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党的领导制度明确为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明确为一项根本制度，都是将长期坚持的重要制度上升为根本制度的高度。从基本制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政党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下的轮流执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

此外，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牢牢把握改革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从领导机构的沿革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改革开放初期，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机构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隶属于国务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任主任。从国务院内设机构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名称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统一领导的加强。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看，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实质是生产力的现代化；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实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即制度现代化。只有既实现生产力现代化，又实现制度现代化，才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实现经济硬实力的跃升，也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软实力的崛起。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完善权力监督体制机制是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并反复强调，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向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举措。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从路线图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并单独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为“七个聚焦”，即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其中，“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是新增内容，涵盖矛盾调处、反恐维稳、基层治理等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平安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

从时间表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与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相衔接。比如，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2035年目标就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世纪中叶目标就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对应关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步，从根本上反映了制度现代化与生产力现代化的统一。

三、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内涵新特点

我们要打破两种误区：一是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全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要概念，早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就已正式提出。二是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聚焦深化改革这一问题。因此，如何理解全面深化改革？

（一）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

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我国改革由此进入新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的改革与此前有何不同？过去的改革是分领域单兵突进、各自见效，而进入新阶段，这种单兵突进的方式遭遇了瓶颈，只有各领域改革协同联动、整体推进，才能将改革进行到底。由此可见，过去改革强调的“全面”，主要体现在“各领域都要改”，而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全面”，则集中体现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们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通常被视为典型的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聚焦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放权让利”。而这无疑是典型的经济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整体快速增长，国有经济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没有得到同步提高，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对此，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脱困”目标，并推行了一项重要战略——“抓大放小”，就是做大做强大型国有企业，放开搞活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有企业，如日用化工、纺织服装等，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在这一过程中，为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冗员过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等问题，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对此，如果不能解决好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要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办社会职能，从职工住房、子女教育到医疗养老，几乎包揽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保障。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如果不能剥离国有企业的办社会职能，就会进一步加重企业负担，持续降低生产经营效率。因此，面对这场空前规模的下岗潮，我国加速构建起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国企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更体现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联动。总的来讲，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也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协同联动，这凸显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