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到底有多少次重要会师

作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战略远征，红军各路部队在两年转战中冲破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跨越千山万水，发生多次主力会合。长期以来，社会上对长征会师的统计口径并不统一，出现六次、七次、八次等不同说法，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众对长征完整历史的把握。厘清长征会师的评判标准，梳理历次会师的历史脉络，跳出简单数字之争，有助于更加准确认识长征的曲折历程，读懂红军从分散转战走向团结统一的历史必然。

口径辨析：会师次数产生分歧的主要缘由

长征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多路红军分头突围、相互策应的整体战略行动。转战范围覆盖十余个省份，战场环境复杂，既有主力大规模聚合，也有先头部队战术接应、局部部队临时会合。统计标准不同，是会师次数说法不一的根本原因。有的文章和资料把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之前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木黄会师计入长征序列，把先头部队接触、小规模战术会合全部纳入统计，由此形成七次或八次重要会师的表述。党史研究应坚持全局性战略标准，只有参与主体处于长征战略转移进程之中，发展成建制主力大规模会合，并且对长征战局走向产生关键影响的正式会合，才可以界定为长征重要会师。战术层面的短暂接触、侦察部队碰面、长征启动之前的策应会合，不宜归入长征途中重要会师。

依据权威党史资料梳理，长征途中六次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要会师依次为：懋功会师、永坪会师、甘泉会师、甘孜会师、会宁会师、将台堡会师。六次会师前后接续，清晰呈现各路红军从分散转战逐步汇聚西北的完整链条。

值得注意的是，部队空间上走到一起，不等于在思想、组织上自然而然实现团结。懋功会师之后爆发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充分印证了这一道理。南下受挫后，在党中央争取和红四方面军多数指战员坚决抵制下，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部队重新踏上北上道路，为三大主力红军实现大会师创造了重要条件。

铁流相聚：六次重要会师的艰难历程与战略价值

长征路上每一次重要会师，都不是行军途中顺理成章的相遇，而是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冲破封锁、克服分裂危机奋力争取的战略成果，每一次会合都承载特定的历史功能，共同铺就走向长征最终胜利的道路。

1935年6月懋功会师，是长征途中第一次两大主力大会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历经湘江血战，于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合，两支主力红军汇聚川西，总兵力达到十万以上。然而两军会合之后，张国焘依仗兵力优势，推行南下错误路线，公然进行分裂活动。红军被迫分兵，一部分部队南下川康，遭受百丈关等战役惨重损失。严酷现实教育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南下没有出路，北上才是正确方向，这为后来甘孜会师、共同北上埋下思想伏笔。

1935年9月永坪会师，是红二十五军完成长征的标志性节点。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冲破层层敌军围堵，率先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永坪镇会师，合编成立红十五军团，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为后续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筑牢基础。同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实现甘泉会师，标志着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会师之后打响直罗镇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陕北由此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与出发点。

1936年7月甘孜会师，是克服分裂危机、推动全军北上的关键转折。红二、红六军团历经湘黔滇数省艰苦转战，翻越雪山抵达西康甘孜（今属四川省），同经历南下挫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坚持斗争和积极争取下，两支红军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路线，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携手向陕甘进军。如果没有甘孜会师实现的思想凝聚，三大主力最终大会师就无从谈起。

1936年10月，会宁、将台堡两次会师接续完成，共同铸就长征胜利的历史丰碑。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主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两次会师，标志红军三大主力全部完成战略转移，历时两年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纵观六次重要会师可以看到，会师不只是人员与装备的聚合，更是思想淬炼的过程。从懋功会师暴露出严重分裂风险，历经永坪、甘泉会师稳固陕北根据地，甘孜会师凝聚北上共识，再到会宁、将台堡实现三军大会师，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凝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只看到会师的欢腾场面，忽视会师前后严峻复杂的党内斗争，就无法完整把握长征会师的历史全貌。

（作者分别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英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