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面写有“兴盛番族（旧称，指藏族）”四字的红色锦幛静静陈列。这是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云南中甸（今香格里拉），贺龙向噶丹·松赞林寺赠送的珍贵信物。锦幛背后，是红军在长征极端艰险环境下，立足民族地区实际探索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的生动历史，见证着红军依靠民族团结冲破重重险阻、为长征胜利筑牢根基的峥嵘岁月。
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盘县召开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盘县会议。依据红军总部北渡会合电示，会议作出放弃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北渡金沙江挥师北上的重大战略决策。部队转战滇东、滇中，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封锁，4月24日抵达金沙江丽江段南岸。面对湍急江水与紧追不舍的敌军，红军将士连续五昼夜浴血奋战，强渡金沙江，彻底摆脱敌人重兵围追。
渡江之后，雅哈雪山横亘在前。高山严寒、空气稀薄，物资与防寒装备严重不足，指战员相互搀扶、彼此鼓励，翻越大雪山进入云南中甸，这也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抵达的第一个藏族聚居区。彼时中甸高原形势严峻：追兵紧随，雪山阻路，当地部分僧俗民众受国民党歪曲宣传影响对红军心存误解，僧俗民团持续袭扰堵截。中甸高寒缺氧、补给匮乏，部队在此辗转十九天，行程四百多公里，一百六十多名指战员牺牲于雪域高原。能否化解民族隔阂、争取藏族僧俗群众的理解支援、筹措粮草物资，直接关系部队休整北上，决定甘孜会师、北上抗日战略大局。
严峻形势促使红军制定适配藏区的工作方略。1936年5月2日至3日，贺龙、任弼时主持，红二军团在中甸独克宗中心镇公堂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参会人员涵盖军团、师团营连各级军政干部，还有红六军团部分驻城干部。会议核心议题是研究藏区政策策略、争取藏民支援、筹集粮饷、探索藏区群众工作方法。会后，红六军团进驻中甸县城，召开政治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精神，组织编写民族工作教材，在全军开展民族政策教育，要求战士严守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为消除寺院上层疑虑，贺龙率四十余名将士拜访噶丹·松赞林寺，按藏族礼仪敬献哈达，与八大老僧坦诚交流，宣讲红军北上抗日使命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代表红军赠予寺院“兴盛番族”锦幛。同时，《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在寺门前张贴，宣示扶助番民（旧称，指藏族群众）、兴番灭蒋的宗旨，严明军纪，承诺粮草一律现金购买，绝不强取豪夺。贺龙的寺院会谈、赠送锦幛与布告发布，标志着“兴盛番族”民族政策从研讨走向落地、正式形成。
“兴盛番族”不是一句简单口号，而是一套贴合当地实际、体系完整的政策实践，充分体现人民军队实事求是的政治智慧。为把政策落到实处，红军因地制宜，综合标语宣传、群众座谈、寺院会谈、实际示范等多种工作方式。中甸县城墙壁、街巷写满大量红色标语，让普通藏族百姓直观了解红军主张。贺龙多次召集藏团、汉团、客商三方代表举行座谈会，说明筹粮、短期整训、继续北上抗日的计划，恳切寻求地方民众理解支持。红军还组织军民联欢会，编排文艺节目拉近军民距离。广大红军战士忍受高原严寒，很多人选择露宿山林旷野，不用百姓房屋，用一言一行改变当地人对军队的固有印象。
回望党史军史，长征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苗、彝、侗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但尚未形成一套专门、系统面向藏族的民族工作方案。“兴盛番族”政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直面民族地区特殊性，不机械套用其他地区的斗争模式，坚持一切从当地实际出发。红二、六军团先后召开中甸会议、政治干部会议两次专题会议研讨当地工作，军团高级领导亲自对接寺院上层，发布正式布告、订立严明纪律，充分体现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正是这套因地制宜的政策，让红军逐步赢得藏族僧俗群众拥护。松赞林寺僧人协助红军筹集粮秣，地方群众主动充当向导、传递信息，为部队休整、补充物资提供关键保障。红二、六军团得以顺利走出滇西北高原，继续向甘孜前进，为实现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重要条件。
“兴盛番族”政策的实践价值并不局限于中甸一地。红军在滇西北积累下的统战思路、群众工作经验，在此后行军途中被运用到西康、四川、甘肃广大藏、彝、回民族聚居区域，继续优化完善民族政策，化解一处又一处民族矛盾，不断夯实长征胜利的社会基础，也丰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岁月流转，九十年过去，重温这段雪域高原的长征往事，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仍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启示。
（作者分别为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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