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宾塞：中国可以渡过中等收入转折期

过去10年，中国经济令人瞩目，平均增长超过10%，贫困大幅度被削减。中国的中产阶级预计在未来10年中会从现在的2.3亿人增长到6.3亿人。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概是美国或者欧盟经济体的一半之多。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抵抗性也是非常强的，也成为世界经济恢复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成为富有创造性、有创新精神，以及更加公平的社会，让中国能够回到工业革命之前全球领先文明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努力解决主要的、比较大的挑战。

在过去取得成长的基础上，中国把自己融入全球体系中，从而进行了机制和体制性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增长模式需要进一步改革，需要在多个领域进一步扩展改革的力度，市场的力量让经济转向不同结构，增长的驱动因素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过去35年不是仅仅依靠市场做出今天这样的成就，重要的是进行了主要的机制和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作用的变化。政府需要扮演公平裁判的角色。政府的转型已经发生了，同时我们也看到技术力量的变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向上移动。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众多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带来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现在，我们需要务实的精神和前瞻性的眼光来进行全面的发展变革。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转折期，我们预计未来收入会从人均5000美元向1万美元挺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他们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举步维艰的情况。从数据上看，发展阶段可不是一个简单可以逾越的阶段，也有一些特例，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原先的贸易领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渐失去相对优势，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就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过程中，需要开发更多附加值的功能和产业，而公司的退出机制以及创新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是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来源。如果推出的政策姗姗来迟，或者是不能出台，可能就无法实现相应的调整。结构调整不成功，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渡过中等收入的转折期。第一，规模效应。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么大范围之内进行这么全面的变革。第二，全球环境。之前其他国家发展的案例是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占到全球经济非常大的比重，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第三，规模带来的结果。在转折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现在在全球体系中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这个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内的增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关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全球其他的地方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效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需求面的变化，供应面的变化要同样重视。中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未来更多的会受到消费的驱动，而不是投资的驱动。根据已有的表现，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应低于40%，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对于一些高回报的投资进行有效挑选，需要根据改革的轻重缓急进行挑选。首先要进一步扩大由市场决定的相关要素，以及资源市场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中的关键点来走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些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花时间。

另外一个关键是，进一步提升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我想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长期增长的驱动因素是竞争，我们仍然听到在经过几十年的经验和研发之后，如果有太多竞争，有些人会说会不会带来效率低下，是不是要限制一点竞争。这样的趋势和看法实际上是人们误解了所谓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的关系。静态效率主要是由现行的成本和价格决定的，如果存在规模经济，那些大公司的成本自然就会低，就会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定价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成本是什么呢？规模效应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司，他们会限制竞争的出现，他们会进一步去除潜在的竞争，同时也让那些潜在的新的市场进入者，以及其他现有的竞争力量进一步得到削弱。一个基于精英制的竞争体系，不管是在职位还是在资金方面的竞争体系实际上可以增加公共部门投资的效率，尤其是在产出的基础之上，可以带来成本的降低和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出。

另外一个问题是，社会分配的问题。结构变革以及竞争所带来的自然动荡也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供支持，这样可以给绝大部分公民带来净收益的结果。社会保障可能在实施过程中并不是要去保护特别的工作、特别的工厂、特定的公司或者行业，不管他们是国有的还是其他类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么做，就会让速度放缓下来，或者进一步减少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如果要保护特定工作，可能会带来一些就业上的问题，最终不能保全这些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进行一些有益的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在设计社会保障项目时，尤其要学习北欧国家的经验。

建立国内消费市场过程中如何发挥最大的经济潜能呢？首先需要拆除各种各样的壁垒和优惠待遇，很多都是地方性的保护或者是优惠政策，同时提高人员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包括农民工的地位问题和城市化相辅相成地解决。我过去花了一点时间进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融资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中国的国有资产包括外汇储备已经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公共债务比较低，低于GDP的一半，这样中国能够在宏观层面保持经济的稳定，哪怕内部出现不平衡、不稳定的情况，同时也能承受巨大的外部冲击，也能够持续进行公共部门的投资来支持增长，确实也扮演了具体的角色。比如说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避免了人民币的贬值，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经济和宏观审慎的稳定。

中国的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把政府的预算平衡表进一步缩小下来，同时也很难忍受一些相关的政府支出方面巨大债务的不足，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挑战。第一，进一步扩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造成太多资金的负担或者是跨际成本的负担。但是，在中国进行相关资产管理中，还有一些有效的方式可以对中国的公共财产进行有效管理，同时不会影响竞争的扩张、市场效率的提高，或者市场活力的迸发。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大辩论发生，主要是对于管理公共资本以及对于国家在这个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进展模式、收益成本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因为中国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并不是最优的、带来竞争、创新以及增长的模式。

最后还要说，在中国有精英治国、精英治市的优秀历史传统，同时如果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人们是愿意接受市场最后的判断和结果。

作者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本文是作者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所作的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