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化是当今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

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国际形势。

我在外交部新闻司的工作结束之后，先到荷兰当了一年大使，后来被派到日内瓦。那时在日内瓦跟美国吵架，人权问题相当吃紧。之后，我就去了法国。2003年7月份，结束了在法国的工作回到国内，领导让我去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是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创建的，“外交学院”这四个字，是周总理的题字，中国两千多所大学，就这一所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题的字。建院的头四年没有院长，只有副院长，后来派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当外交学院院长，当了八年。总理非常重视这项工作。1955年，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有23个，少得很。现在有多少国家？171个！当时，总理看得很远，中国将来需要很多优秀的外交干部。怎么办？办学校，亲自抓。

有两大“中国”打头的协会挂靠在外交学院，一个叫做中国国际关系协会，会长是唐家璇，我是常务副会长，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些机构大体都在这里面。另外一个叫中国国际法协会，会长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这两大协会挂靠在外交学院，就使得我跟中国学界的接触比过去大大增多，就更容易听多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一种说法，现在正处在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

关于第三次百家争鸣

大家知道，第一次百家争鸣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批思想家。这批思想家不得了。如果横向比较，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这批思想家的思想，跟全世界当时其他国家的思想家比较，中国人的智慧远远超前，很多东西今天看来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这就是中国文化了不起的地方。当时中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好多个诸侯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这些思想家实际上给中国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全世界最长的。

有人说，第二次百家争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给敲开了。中国人挣开眼睛一看，我们远远的落在了西方列强的后面。怎么办？我们进行了大辩论，近一百多年来不断涌现出各种思想和主张，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场辩论才结束。我年轻的时候做翻译，毛主席、周总理、陈老总我都见过。观察一个人，远距离看跟近距离看不一样。当翻译的好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察这一批领导人。新中国的老一代领导人，那是不得了的，他们的目光远大，对于中国人、中国国家利益的定位非常清楚。他们谈问题，话并不长，但往往是几句话就击中要害。

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三次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孔夫子到现在才七十多代，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大方针非常明确，特别是十七大，总结概括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这是了不得的。这一次争鸣跟前两次有什么不同？我看有三点。

第一，前两次不像现在，现在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个大变化可能是几百年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前两次百家争鸣时，世界还没有形成体系。

第二，目前中国的大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我在2003年12月12号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国际展览局是干嘛呢？就是办世博会的。国际奥委会是民间组织，国际展览局是政府间国际组织。2010年上海世博会临近了，我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南京等地方作报告的时候，市民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现在大批农民工来到城市里，他们的生活处境很不好，城市让谁的生活更美好？包括大批的农民工吗？我说，把农民工进城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这是进步的表现还是倒退的表现？一亿三千万农民工进城是不得了的进步。过去，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一辈子就呆在一个村里面，县城都很少去，这样的社会能进步吗？进步不了的！所以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在我看来，这种进步是革命性的。如果眼光只看到某一点，那就不了解整个问题的全貌，就容易想偏。

第三，这次的百家争鸣是在中外大互动的条件下产生的。有人统计过，从1949年到1978年，29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是28万，每年不到一万人，而2006年有多少人出国？3450万人。有多少外国人到中国来？2200万人。前些天我碰见旅游局长，他估计2007年有4000万中国人出国，2700万外国人到中国来。这是多么大的交流规模啊！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影响世界，世界发生的事情影响中国。

朝阳区有一个798艺术区，798是原来一个工厂的名字，这些工厂的车间是当时东德的建筑家帮助建的，而东德这批建筑家在国际上是很有名、很有地位的。法国的前总理德维尔潘看了798艺术区之后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发展、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真是让人难以想象。一个艺术家要发挥他的创造力，没有一定的环境是不行的，798艺术区的存在说明，今天中国的环境对艺术家们的创造是有利的。此外，我在巴黎当大使的时候，希拉克跟我讲，中国现在不得了，很重要的一个表象就是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像火山爆发一样出来，这说明你们现在的环境对艺术创造有利、对社会前进有利。这些人看得都很深远。

法国时装界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士跟我讲，世界最有名的模特在长城上进行了时装表演。这个事可不简单：第一，全世界最有名的名模来了。第二，全世界的时装杂志主要负责人来了。第三，这个事件表明中国开始对世界时装的潮流产生影响了。

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觉得世界在影响着中国，其实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变化、中外大互动的条件下，出现了百家争鸣，对于很多事情大家的意见都不一致。当了9年大使，回到国内以后，我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举两个例子。一次，一家报纸学外国搞一次午餐会，请了三个专家，一个是社科院的，一个是北京名校的教授，还有我。记者、编辑把录音机放旁边，请我们三个人谈什么叫和平崛起，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北京名校的那位教授先讲，他的几句话吓了我一跳。他一上来就说，历史上的大国哪有和平崛起的？要崛起就要扩张，中国也不例外！我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过，做了几年发言人，懂得一条：讲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来了。特别对记者尤其是对外国记者讲话，不能在讲完之后说，对不起，这个事你别报。你越这样讲，他越要报道。记者是找消息的。当然这位教授的这些话，中国记者没有给他报出来，要是到外国记者那儿，肯定会当大消息甚至是头条消息报道的：中国的学者认为，中国要崛起必须扩张！这位教授的思想跟我们中央的外交政策不一样，如果按照这个路子，会给中国引来一场灾难，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还有一次，2005年7月20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场美国、日本、中国三边对话，这是有官方背景学者的第二轨道对话，第一轨道是政府。当时中日关系有点紧张，很多人都觉得是美国在后面作祟。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提出，中日关系太紧张不好，最好搞一次二轨对话。这次三边对话，中方代表是我，我左边坐的是克林顿总统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我右边是原来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我们外交人员都知道，中国有将近200个大使，但是大使也有大有小，一般地说驻大国大使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坐下来没讲几句话，美方代表就说，你们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对一批记者发表了一篇讲话，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波澜，弄得满城风雨。他一讲这个事，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少将，7月14号，他接待了一批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对他们讲了台湾问题，他讲话的基本意思是，使用核武器是必然选择，而且要先用。美方代表说，对这篇讲话，美国人有很多猜测，虽然中国外交发言人后来出面说，那只是某个人的意见，但是过去没有听说你们现任的将军出来发表个人意见啊，大家都怀疑是你们上面有人让他放出来的试探气球。我就问他，美国什么反映？他说，有两种反应。其一，那些天天骂中国、天天念叨中国威胁论的人很高兴，拿这篇讲话到处传播，以证明中国威胁不是假的。其二，主张发展美中关系的人很担心。我问日方代表日本有什么反应？他说，跟美国一样，有非常鲜明的两种反应。

21号上午，李肇星部长在中央开了一个会，下午见到我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五点意见：一、这位将军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二、他的讲话不代表中国政府立场。三、没有任何人授权他讲这个话。四、中国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不变。五、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不变，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很快，全世界的媒体传了这个消息，说中国外交部长出来辟谣了。

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中国有点百家争鸣的意味，对一个事情，持什么观点的都有。今天我讲的这些只是一家之言。目前，大家都在学习十七大报告，我也在学习，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三点看法，是我学习十七大报告后的体会。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体系形成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威斯特发里亚是什么地方？今天的威斯特发里亚是德国的一个地区。1648年欧洲打了一次大战，打了三十年之后，大家坐下来开了一个会，签订了一个和约，可以说这次会议是近代史上人类第一次通过会议来解决分歧，通过这次会议形成了第一个国际体系。这次会议有几点很重要，第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第二主权不可侵犯，第三如果有谁违反了这个协议，集体予以制裁。这跟过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套体系为什么重要呢？过去，欧洲战争很多，但这个体系建成之后，大体维持了欧洲100年的和平。这个和平对于欧洲来讲至关重要，历史上亚洲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是很厉害的，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印度当时的GDP占全球17%。在威斯特发里亚之后100年的和平期间，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人从封建王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有很多口号，比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就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欧洲的工业革命使欧洲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这一点影响深远。在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强国，这就形成了大西洋中心。

而现在，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一次，基辛格到我们外交学院来跟二十个学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座谈。他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世界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过去是欧洲中心。欧洲中心什么含义呢？第一，欧洲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大部分。1945年的时候，欧美经济总量加在一起占全球的70%。第二，欧洲掌握着国际规则，规则都是他们定的。第三，欧美文化是世界的主导文化，欧美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

现在世界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中国在崛起，印度在崛起，东南亚国家联盟10个国家在崛起，非洲南非在崛起，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在崛起。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有33亿人，什么时候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在崛起？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毫无疑问，在这个崛起的大潮当中，主力军是亚洲，所以世界中心在转移。

前不久我遇到一个日本的大企业家，他跟我讲，现在东亚这块地方的GDP总量大概占全球的25%。要不了多久，到2020年这块地方的GDP总量就将占全球的40%。所以，日本人讲，亚洲应当对世界有更多发言权。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变化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当前这个变化，可能是1648年三百多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点我们要看到。

时代的变化是当今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

当今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十七大报告里面关于国际问题那一段的第二句话，讲了两个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求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要小看这句话。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1972年2月28号发表的上海公报，是各种公报当中最有特色的公报，一上来就列举了双方的观点。列举中国的观点是什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然后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现在我们怎么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代变了！

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见外宾时说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邓小平的话听起来像大实话，但这话在我们长期搞外交、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听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过去相信的是战争与革命，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坚持的是列宁在1916年、1917年提出的看法。当时，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的提法对不对？回过头来看，历史证明他的提法仍是对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战后一系列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些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列宁的论断也为我们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时代跟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平同志首先看到了这个变化。

1965年，我在国外工作了4年以后回到国内，领导让我去外交部翻译室。1965年9月29号，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为了培养年轻人，领导就让我去了。当时驻中国几十个外国记者全去了，中国记者也很多，把礼堂挤得满满的。有记者问到关于战争的问题，陈老总激动起来，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人和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来等得头发白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气壮山河，听得20多岁的我是热血沸腾。我做翻译时，经常听一些老同志、领导讲，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打吧!打完之后再建!60年代、70年代，毛主席见外宾时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山雨？大战要大爆发了。再往后，毛主席对外宾讲得更激动了，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大家知道暴风雨来临之前，燕子低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暴风雨就要来临，就是世界大战就要来临。

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对于形势的判断过于严峻，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的话，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大家知道，我们跟苏联人闹翻之后，1969年3月份在珍宝岛打了一小仗，规模虽很有限，但举世震惊。然后是1969年5月到7月，在新疆跟苏联人又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当时苏联的领导是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有很强的冒险性，1968年出兵捷克就是他干的，打阿富汗也是他下的命令。当时苏联人领导层就有一种想法，说中国这个国家不小，是共产党领导，但是这个共产党不听话，又有一点核武器，还有卫星，很厉害，于是他们想对中国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1969年9月3号，胡志明去世。去世以后不久，周总理就赶去了。你们看到纪录片没有？周总理是泪流满面呀！周总理跟胡志明主席是几十年交情了。9月8号，派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葬礼，我是随行人员。当时苏联派了柯西金去。当时我们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好像不认识似的。柯西金这个时候到河内去，他是带着一条信息去的，他想在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他通过越南同志把这个消息传过来，告诉先念同志，先念同志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我们告诉越南同志，同意见面。越南同志再告诉苏联人的时候，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回到苏联境内了，柯西金在飞机上接到这个信息后，调转机头就飞向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1969年9月11号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

中苏两国总理的会晤，使美国人非常紧张，原来两家吵得那么厉害，都动起手来了，怎么又谈起来了？美国千方百计想要打听中苏到底谈了什么，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华沙两国大使会谈。据说，美国给他们的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发了一个指令，一定要追着中国人，哪怕追到厕所里去，也得把关系接上。后来，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的时候，美国大使追着我们的一个翻译说，美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就这样，中美关系才凸显出来。

当时对战争形势的估计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引来了毛主席的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这九个字使全中国地动山摇，到处都在挖洞，我也在北京参加过挖洞，那个时候西山基本上挖空了。

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面包含一个判断，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如果明年就要打仗了，还会是这个方针吗？当然不会。我们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发展的是沿海。而沿海地区原来是一线阵地，过去是不发展的，现在变了，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

中国的大发展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没有南巡讲话，可能中国今天不一定是这个样子。1989年以后，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国内的报纸有这样的提法：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那样的话，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国际上是什么样的形势？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大举进攻，传统的对应措施就是国门关起来，坚守阵地。可是小平南巡讲话这么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反而比过去开得更大了。南巡讲话到现在十五六年过去了，中国的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就证明了小平同志的判断是一个了不起的决策，根据是什么？时代变了。

时代变化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是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演变过来的，我国对国际问题的反应，有时候还是会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这一点不能不承认。时代变了以后，解决国际问题的思路也要变。你想想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提互利共赢吗？你死我活怎么能够互利共赢？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双赢”是什么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1999年11月15日，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总统贸易谈判代表说的，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双边协议，这对中国加入WTO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共赢的协议。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很多国际问题最后要靠武力来解决。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要注重求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两个始终不渝，一个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个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两个始终不渝的本质是什么？国际上有很多问题,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也有很多矛盾。但是锦涛同志怎么说呢？中美之间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点远大于我们的分歧。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共同利益、发展共同利益，使共同利益最大化，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歧可能还存在，但是共同利益发展了，双方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分歧，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我们要跟上中央的这个思路。根据什么？时代变了。

就中国外交而言，我们要像胡锦涛总书记讲的那样，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这是时代的潮流，我们坚决支持这种潮流，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合作的事情中国人都会去做。时代变了，我们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要变。在这方面，小平同志给我们作出了榜样。1984年10月22号，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谈话：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小平一连用了三个“新”，绝对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赶时髦，有些人讲“新”完全是赶时髦。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新”都有很具体的内容。第一个“新”是新情况。最大的新情况是时代变了。第二个“新”是新问题，香港、澳门回归问题。1984年距离1997年、1999年相当临近了。第三个“新”是新办法，一国两制。今天提“一国两制”觉得很自然，可是在1984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选择不只是“一国两制”。但我们不能动武，英国驻香港的几个大兵是不够打的；葡萄牙在澳门连兵都没有，只有几个警察。当时在外交部议论这个事，有的说我们只要把香港澳门的淡水给断了，他们就能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讲了几句话，外交部的同志听了之后觉得讲得非常深。小平同志说，回归的香港澳门应该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而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这话讲得多好，让香港澳门回来还不容易吗？可是如果香港澳门回来后，外资就撤走了，老百姓生活下降了，天天游行示威，中央有多少钱往里面贴呀？那是无底洞啊！这样的回归有什么意义？

小平同志这个“一国两制”的办法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一方面考虑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外国在香港澳门的利益，把二者的利益都考虑进来，找到一个方案，化解了可能发生的冲突，这里的基础就是发展共同利益。香港澳门回归十年来，香港经济继续往前发展，港澳同胞的利益扩大了，外国人在香港、澳门的利益也扩大了。

还是在这一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也讲到了南海诸岛的问题。对于南海争端，小平同志提出八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不要小看这八个字，人类历史上，为主权领土争端而打的仗不计其数。一块地方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怎么办？打！谁打赢是谁的！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不都是这么过的吗？现在小平同志考虑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考虑到时代变化，提出搁置争议。不就是下面有那些资源吗？可以一起投资开发，开发出来后按比例分成，这样就把问题给化解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解决国际争端的思路要变，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给我们党处理国际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现在的中央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跟小平的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时代变化了，是什么东西推动时代变化的？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动因的话，是不会变的。我想有五大因素推动时代变化。

第一大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教训。20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人类历史上有众多的战争，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说，过去四千多年人类打了12500多场战争。虽然有人说，这个数字太多了，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人类打了无数次战争，最惨烈的、给人类造成伤害最大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以，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联合国宪章一开始就说：我们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国民党代表顾维钧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我在法国期间曾到过法国北部的诺曼底，那里除了有美军公墓之外，还有华工墓——在一战中死去中国人的公墓。一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欧洲在打仗，离我们远得很，我们中国宣布中立。打了两年，战争非常残酷，法国、英国就来找中国了，他们说，中国可以不派兵，但是我们劳动力匮乏，你们派一些劳工过去吧。于是中国派了17万劳工，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死掉两万，这两万华工就葬在法国的北部。我去扫墓的时候，看到墓是维护得很好的，白色的墓碑，绿色的草坪。但有些墓碑没有名字，只有号码，让人想到囚犯，看了之后有点心酸。

当时英法等大国劝中国派劳工的时候，讲了很多好话。他们说，仗打胜了以后，中国就是战胜国了，战胜国可以享受战胜国的一切荣耀，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人相信了，一战结束后，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就代表中国政府提了一个要求，原来山东半岛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德国被打败了，那么山东半岛就应该回归中国。有一个电影叫《我的1919》，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它讲了山东半岛的重要性，山东半岛是孔子、孟子的故乡，相当于欧洲人的耶路撒冷。要把这个道理跟欧洲人讲出来，这样讲他们容易懂，而且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历史潮流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中国的国共两党都签了字，不要再打下去了。人类的共识是要和平，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教训，推动了时代的变革。

第二个原因，核武器的出现。发动战争的目的为了占领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掠夺对方的资源，绝对不是同归于尽。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家疯狂的军备竞赛，双方都大量制造核武器。专家们说，他们两家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若干次。地球毁灭一次跟毁灭十次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一战和二战间隔很近，一战是1914—1918年，二战是1939—1945年。二战结束后，1945年到现在60多年没有打世界大战，核武器是不是一个因素？我想是的。

第三个因素，全球化。这个道理很容易讲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自己打自己啊！这毫无疑问对战争是一个制约的因素。

第四个原因，从19世纪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到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的改良。什么意思？我想核心的意思是，必须顾及广大劳工的利益，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了，不然国家就难以稳定。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上至总统下至老百姓都可以接触。法国没有副总理，有一个部叫做经济财政工业部，这个部相当于小国务院。这个部长权力很大，相当于常务副总理。我曾问他，法国拿出多少钱来进行第二次分配？他笑了笑说，第二次分配占法国GDP的46%。法国的GDP是两万多亿美元，人口才6200万，拿出46%进行第二次分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疾病保险、甚至生孩子补贴。

第五个因素，南北差距在拉大，发展问题突出。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全球66亿人，一半人的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大家可不要简单地把2美元换成14块人民币，14块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远远大于国外的2美元。回过头来讲，世界由于全球化，变小了，如果一半人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处于一种贫困状态，这是一个多么突出的发展问题啊！

这五大动因推动了时代的变化。我们党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了我们的政策。小平同志第一个发现，提出来，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以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里面重申了这个观点，而且对这个观点有了新的发展。

这是第二点看法，时代的变化是当今国际形势当中最大的变化。下面谈谈我的第三点看法。

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和特点

认清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和特点，对于我们观察世界非常重要。

当今世界处于什么时期？当今世界处于旧格局解体后逐渐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旧格局什么时候解体的？国际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的时候。第二种说法在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作为苏联国家主席的使命结束的时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本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从1991年12月25号之后，世界进入一个由旧格局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有什么特点？我想至少有下面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时间长。我有三个根据。第一个根据是以史为鉴。20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三次大变化，前两次大变化都是战争的结果。就拿二战之后形成的格局来看，虽然是反映战争结果的格局，仍要花十年时间才稳定下来。二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稳定下来的标志是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对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1949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成立的，反映战争结果的局势花了十年时间才稳定下来。而第三次格局的瓦解，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所以走进新格局，可能时间会更长，这是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由格局本身的定义所决定的。什么叫格局？格局是国际关系当中相对稳定的状态，各方利益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旧格局打破就意味着旧的平衡打破，走向新格局就是走向新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向新格局的过程是一个权力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国际上流行一句话：既得利益不可逆转。要想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再分配，让他们把到手的利益交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走向新格局的过程中，充满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各种较量，甚至不排除一定程度小规模的军事较量，这就决定了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比较长。

第三个根据是小平同志的讲话。1991年10月小平同志已经不见外宾了，他说他见外宾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金日成来了，提出来要见小平同志。开始外交部挡了一下，说小平同志不见外宾了，金日成说不行，我们是老朋友了，必须得见。外交还得讲人情啊！所以只能安排会见。外交部报告中提出，考虑到小平同志的健康，礼节性会见10分钟到15分钟。那次会见我有幸在场，结果坐下来一谈就谈了一个多小时，小平同志对金日成讲的原话记不准了，意思大体就是旧格局解体了，新格局还没有形成，形成新格局需要的不是一两个十年，而是很多个十年。

法国人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评价是相当严的，但是法国人对我说，邓小平是二十世纪的政治天才。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觉得，小平同志的很多看法是高瞻远瞩的，看得很远。

第二个特点，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世界大战的可能。这个比较容易讲清楚。还是按照小平的话，冷战时期，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是美苏两家，现在苏联垮掉了，环顾世界大国，没有一个有实力跟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我们中央提出，21世纪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其根据之一，也是这一条，看不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第三个特点，在很长的过渡期里，国际关系处在一种变化的过程中。两年多以前，我参加一个会，讨论中国同另外一个大国的关系问题，会上出现了明显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这个大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对中国态度还不错，可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国家不能容忍中国崛起，这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已经“定盘子”了。会上的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内，不赞同这个看法。我们的根据就是这个大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定盘子”，还在变化过程中，怎么能说这个国家对华政策“定盘子”呢？后来我看中央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大国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都留有很大的余地。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看法呢？我前面讲到，现在国内很多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同某一个大国必有一战。我认为领导者、学者讲这些话，一定要小心谨慎，要理性。这个世界在发生变化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能断言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必有一战？

第四个特点，在很长的过渡时期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但主线是单边和多边的较量、多边和多边的较量。也有一种说法，叫单极和多极的较量。哪个提法好？大家还在讨论之中，我倾向于叫多边和单边。任何一种提法的生命力，在于能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够成为一极，或者将来有可能变成一极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人跟人家讲单极和多极的较量，世界上多数国家听了之后，心里想：你中国可能是一极，反正我不是。但是，讲单边和多边就不一样了：联合国就是多边，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穷国、富国都有一票，对国际事务都有一点发言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朝突起。1991年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GDP总量是6万亿美元，现在是13万亿美元。美国的军事力量世界最强，科技力量世界最强，经济力量世界最强。虽然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软实力遭到很大削弱，但是美国文化的力量也不能低估。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法国文化部长对我说，法国是电影大国，但是法国的电影市场让美国大片占了75%的份额。

当一个国家力量超群的时候，一种号令天下的统治欲望就上升了，就必定跟人家碰撞。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较好懂了。2003年3月20号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战争爆发前半年，全世界各国的外交部、全世界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美国要打伊拉克。意图非常明显，美国要改造中东，要改造这个地区。法国反对打，德国反对打，俄罗斯不赞成打，中国也不赞成打。是坚持反对，还是向美国妥协？当时中国外交部也召集部长，召集各司的司长研究。我记得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多数人认为法国大概不会反到底。为什么？第一他们是盟国，第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第三跟美国一起打，打赢了可以分一杯羹。当时国内外交部以及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在讨论，法国究竟会不会反对到底？他们觉得我在法国工作，相当于在一线工作，就问我法国究竟会不会反对到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分量，找到答案的唯一办法是把驻法大使馆的力量组织起来，让我们的大使馆人员跟法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军界接触。大家把情况收集起来，写了一个报告，送到了我这儿。综合种种情况，我得出的结论是，看来法国有可能顶到底。

但我仍然觉得不确定性太多，于是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跟法国的高层领导面对面接触一次。面对面地看他谈这个问题，他的眼神、手势、用语、语调都参与交流。面对面的好处就是感觉很真切，能够比较清楚地把握一个人的思想。按照法国的体制，管外交和国防的是总统本人。虽然我跟希拉克的关系还可以，但驻法国200来个大使，也不是随便哪个大使想见总统就能见到的，总得找个由头。我正在动这个脑子，突然法国总统府送过来一张请帖，希拉克总统2003年2月7号在总统府举行招待会，给华人过春节。这件事不能小看！从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这是总统府第一次给华人过春节，这反映中法关系好得很。我马上回复说，参加。

江泽民主席曾经说过，外国国家元首没有比希拉克更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那天，希拉克讲了一番中国人听了都非常高兴的话。讲完之后就在人群当中串，谁跟他照相都不拒绝。照相的时候，他拉着我说：吴大使，我们跟他们一起照。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去了。希拉克讲话比较单刀直入，他说，美国人要打伊拉克，打伊拉克需要安理会的一纸决议，有了这个决议，打伊拉克是合法的，没这个决议，打伊拉克是非法的。中国和法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问题：美国人要这个决议，我们是给还是不给？这正是我脑子里面想的问题，我马上把问题回给他，我说，总统先生你说呢？给还是不给？我知道，他肯定是有信息向我传递，他想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他回答很干脆：不能给。如果给了，世界今后15年到20年就是美国的，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统统不算数了。我一听就明白了，法国肯定会反对到底。我马上报告给了国内。最后，法国果然是顶到底。

大家想想看，美国想搞单边主义，一家号令天下，全世界都不高兴。当然，中国人也不高兴。那么，谁跑到第一线去顶美国呢？在第一线顶美国，美国的压力全部压到你身上来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在前面顶，这样一来，处于二线国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个世界是谁的？是一个单边主义的世界，还是一个多边主义的世界？大家都有一点发言权，而法国的立场非常分明。

这是我学习十七大报告之后的三点体会，算是一家之言，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外交学院院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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