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考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十七大报告，谈论一些文化问题。文化建设和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有点不一样，文化主要是我们大家一起生活活出来的、做出来的，不仅仅是靠说出来的。我在说一种文化的时候，大家一起进入某种场景，一起调动所有的体验，才能进入到这种文化中。有的同志可能看过很多关于文化的文章，为什么大家总是在讨论文化这个概念？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生，一个概念能囊括它吗？很难。

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好好学习十七大报告的话，可以把十七大报告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文本来阅读，就能发现它在种种政治术语背后隐藏着的一些文化上的进步。

一、十七大历史性贡献的文化意义

党的十七大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三大关键问题做出了坚定明确、科学系统的回答。这三大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近三十年中我党在理论实践中的一切伟大创造，都是围绕这三大关键问题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都是在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中实现的。

三大关键为什么能被提出并给予正确的回答？一是思维方式的转变：由实体性思维方式（见物不见人）到主体性思维方式（重理论理性，轻生活实践理性）再到人类学思维方式（以生活实践为中心）；二是人民幸福生活被确认为最高价值。

总书记的报告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放眼人类文明的未来，洞察世界文化的大势，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临变不乱、临危不惧、乐观自信的大勇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放眼世界、包容万象的大襟怀，关心天下众生、“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大情怀。报告所显露出的这种伟大的文化精神，是党和国家新增的宝贵文化财富。

报告的“文化思维”：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而非短视的、抽象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而非简单的、封闭的、独断的思维方式；综合的、整体的、有机的而非支离的、局部的、机械的思维方式。

报告的文化意义在于：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重大影响，对中国人民生存方式（广义的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重大影响。

我用十个字概括十七大报告的第七章，也就是说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思路表现在十个字：一是定位，给文化做一种崭新的定位。二是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给我们这个民族立魂。三是培土，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四是寻根，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弘扬中华文化。五是开源。

二、定位：深刻把握文化的本质性力量

文化是一种在实践中获得反过来又指导、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多样的价值信仰系统、认知系统和审美系统。文化引导人类不断地超越现象、个别和当下，进入本质、普遍和久远，是人类的意义之源、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

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从当下、个别、现象看极其脆弱，从长远、本质、普遍看又无坚不摧；以自由为灵魂，以追问探索为动力，以保障提升生命为依归；文化发展的渐进性、非爆发性；文化存在的弥散性、附着性、自相缠绕性；文化评价基本坐标的价值中立性。

十七大报告中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希望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十七大报告给文化这样的定位这有什么样的背景呢？很多学者认为，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一般生活需求的消费，而是有心理、价值需求的消费。按照马斯诺的理论，人有五种需要，先满足生存的、生理性的需要，然后是安全的需要，有受尊重的需要，有被爱的需要，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的物质财富增长到一定的程度，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高层次的需要才会显现出来。文化的重要性是和一个社会的精神需求越来越高相联系的。

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感觉到，过去文化时常是一个忠顺的仆人，它是政治的仆人、经济的仆人。政治需要的时候，文化就站出来为政治服务，论证政治口号、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年岁大一点的同志可能知道，尤其在极左路线影响很大的时候，对所有的文化艺术作品，第一条就要问政治上怎么样，思想上怎么样。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了经济的仆从，经济要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之为“一仆二主”，文化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奔忙当中。现在不一样了，中央做出这样的定位，从全世界和我们的国家来看，文化从社会生活舞台的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配角成为了主角。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文化当中。一个人观察事物是带着文化的眼镜观察，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世界在他的镜像中是什么样子，是文化的眼镜决定的。我们在为社会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在提供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时候，怎么样看待服务的对象和服务的质量，这些都和我们的文化观念相关。

这些年来，我们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最高的价值是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各级政府都在谈民生问题，所有的部门都在谈民生问题，有了民生问题才会产生所谓的民生政治，这和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完全两回事，有了民生的政治才有民生型的政府。我们把民生看成是政府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改善人民的生活状态，看成是政府的最高的价值，这样的政府是民生型的政府。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讲的三个“越来越”的定位，它有这么重要吗？实际上，文化成为民族的凝聚力并不是新词。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不仅现在，2000多年以来都是一种文化统治。别的国家大都没有一个文化上的皇帝，我们中国有一位文化上的皇帝——孔夫子，古人把他称之为千年树王，象征着一种民族凝聚力。真正的新提法是，文化是创造力的源泉，以前从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为什么把文化看成是创造力的源泉？从理论上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登高望远式的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的把握。

文化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完成现代化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史，从这个历史经验里去理解中央为什么给文化这样的定位。《大国崛起》这是一部11集的电视政论片，2006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它在见解的深度、历史观赏的创新等方面都远远超过1988年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河殇》。《大国崛起》前面的10集讲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世界上九个大国是怎么发展、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要注意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这部政论片，再也不是像我们原来谈到这五百年历史时所基本遵循的唯一立场：资本从它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里都充满着肮脏的东西。500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他们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压迫剥削。我不是说这样看待历史完全不对，但我要说它不完全对。西方文明500年的发展，怎么可能全是罪恶的呢？它还有技术、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围绕市场的创新，它不仅仅是一种侵略掠夺、压迫剥削，它还有一系列构成进步内容的创新。第11集是总结的一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世界各地去访问一些学者和政要，让他们回顾一下这九个大国先后崛起、发展壮大的原因。100多位世界各地的学者在总结各个国家崛起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独在一点上有共识，就是这些国家都重视思想文化的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真正要变强大，背后支撑的都是思想文化的力量。企业界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回顾自己成长、成功的历程大都说，一开始注重经济效益，然后是各种人的关系，做到最后是做文化。为什么会这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二战结束以后，个人威信如日中天，但新一轮首相选举的时候，把他选下去了，个人威望过高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从长远来看没好处。丘吉尔退休了后开始写回忆录，他见解深刻，文笔犀利而且优美，终于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到现在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丘吉尔有句名言，他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要知道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意味着滚滚财富。丘吉尔先生为什么宁可失去意味着滚滚财富的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这并不是丘吉尔先生个人的偏好，而是对思想文化的重视。

英国许多社会精英都看到了普通人用肉眼看不见的那种思想文化的力量。英国总结经验、建功劳簿的时候，谁是排在前面的人物？牛顿、莎士比亚亚当·斯密。要知道英国在九个崛起的国家中是最强大的，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大，它占整个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今天美国所占的份额。反过来，如果东方国家崛起了，建功劳簿的时候，排在前面的人物很可能全都是政治家。这反映出一个社会是看到了那种不容易为人所发现的力量，还是仅仅看到和物质财富关联最紧密的力量。

我们既然谈文化，就要谈到根子上去，真正用肉眼看不见的、长久的、无所不在的、无孔不入的那种整体的文化。我们要看到它，看到它对一个人的人生也有好处，它渗透在我们生活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

在英国的历史中，有一段时间对经济学情有独钟。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当时多么受尊重。在英国，威灵顿将军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打败了军事天才拿破仑。当时英国做了一个调查，有一半以上的普通民众认为不是威灵顿打败了拿坡仑，而是《国富论》的作者和《国富论》一起打败了拿破仑。他们认为，是《国富论》使英国发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使英国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和力量去跟拿破仑对抗，最后把拿破仑战败。

我们还可以进入真实发生的历史细节，看看在《国富论》发表了12年之后，民众、官员、王室是怎样崇拜亚当斯密的。我们先设想一下，这么一位被认为为整个民族崛起提供力量的人物，在中国肯定要给他一个不小的乌纱帽，可是《国富论》的作者在《国富论》发表12年以后，仍然是一个英国海关的中下级官员。在中国是官本位，大家很容易用一个人官职的大小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贡献，政府文化过于发达，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英国人不会因为亚当·斯密的官小而减少对他的尊敬，而恰恰是因为有其他的，包括尊敬在内的奖赏，他们认为足够安慰这位先生了。有一回皇宫里举行一个盛大的晚宴，出席晚宴的有大臣，还有皇亲国戚，各种有爵位的人士，大概一百人参加的宴会。晚宴也给这位中下级海关官员发了邀请函，不知道什么缘故，他迟到了，他略有腼腆，甚至有点儿惶恐。结果出现的情景是亚当·斯密想不到的，当他走进宴会厅的时候，所有的人同时站立起来，向他行注目礼，向他表示尊敬之情。于是他更惶恐了，这时英国的首相走过来说，先生，您没坐下，我们谁敢坐下？要知道，亚当·斯密当时还是个中年人，仅仅由于写了《国富论》，就得到全国最高层的精英们如此尊敬，这个国家怎么看待思想文化，大家就不难想见。

德国也是先后崛起九个国家之一，当时普鲁士是最大的邦国，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候，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一句话，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胜利，早就在小学的课桌上已经被决定了。从国王到普通的民众，真正重视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的渠道。

1870年，在德国的街头，这位铁血宰相偶然遇到了两群东方人，一群是日本人，一群是中国人，前者来自一个小小的岛国，后者来自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那个小国的人来到德国以后，翻译典籍和制度。那个天朝大国的人来到德国以后，大部分在学做生意、挣钱。铁血宰相说，30年内那个东方的岛国必将成为强国，而那个东方的天朝大国必将成为弱国，后者必将受前者的欺凌。1870到1894、1895，差不多接近30年的时候，发生了甲午海战，中国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这里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第一，俾斯麦凭什么做出这样一个预言？他是根据一个国家是否重视真正管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文化来作出这一判断的，第二，甲午海战到底决定了什么？没有甲午海战哪有台湾问题、海峡问题？如果台湾真的宣布独立，我们打还是不打？打的话，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被中断，经济很快就会退回到人均1000美元以下。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不光是割让了台湾岛，还有2.3亿两白银的赔款，这意味着什么？社会资本像社会机体的血液一样。要知道当时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赔款赔掉了整个清王朝政府不知道多少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今天我们重视文化的理由是什么？一是完成社会转型（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时的社会整合。传统农业社会中，青睐情感认同式的自选性整合，依附族亲、权威及地域共同体的力量，更愿服从由习俗、价值观念形成的无形的强制性整合；现代工业社会，主要依靠利益的功利整合、契约关系整合和法律规章的有形整合。二是完成市场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的系统整合：产权整合、权力整合、利益整合。三是“文化时代”即将来临，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举足轻重。约瑟夫·奈曾经说过：硬实力能使人屈服，但不能使人信服。相对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文化的力量是软性的、有弹性的、无形的和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主要是指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吸引力、凝聚力、意志力、控制力、影响力、号召力、创造力，以及威信、荣誉、智慧、文化资本等等。导弹的发明和GDP的增长离不开文化软实力，但文化软实力却无法用导弹和GDP来衡量。

在即将到来的文化时代，在文化扮演社会生活主角的时代，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文化时代不会自动地把好处平均地分配给所有国家，文化时代不是一场人人可以出席享用的盛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时代的到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要确立以下几种文化理念：文化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理念；文化可以创造永久性财富的理念；文化是无形资产的理念；文化发展具有独特规律的理念；发展文化贸易是主动调整贸易结构的理念；文化发展能优化产业结构的理念。

三、立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的社会出现“失范”、“脱序”和“三信危机”，文化的发展繁荣大大逊色于经济的发展繁荣，常常出现文件语言、社论语言、官方语言与生活语言、百姓语言之间格格不入的现象。这就需要认真思考、研究。它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直接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作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第一，为摆脱“旧世界已失去，新世界未建立”的文化无根状态。儒家学说曾经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民众的伦理日用、中国人的精神居所，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儒家学说的替代品。

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说，与过去尖锐的割裂，会招致疯狂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突然的横祸或毁伤的震撼。因为个人的明智有赖于其记忆的连续不断，所以团体的明智，也有赖于其传统的连续不辍；在任意情形下，环链一断，就会招来疯狂的反动……若其他因素相同，内部的自由与外部的危险总是成反比。

第二，为克服“说法”与“活法”的脱节。现代西方的文化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是“圣贤失语了”。身心分裂，现实与理想脱节，理与情冲突。如果我们用于建构秩序和意义的语言工具自身不相洽或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不相关，就会给社会生活招致矛盾的情景。这几年，我们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复调的社会，要表述、描述、批评或歌颂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必须构建一种复杂的、丰富的语言系统。不然，就难以协调全社会。

第三，为改变意识形态的创新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文化原因是什么？其中就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某种僵化、空洞的东西把人说烦了、说厌了、说恨了。

现在天天讲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着眼点在哪儿？有些根本性的东西，我们要反省、反思、澄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难点何在？

第一，“多时态共存”困境下共识难以形成。李大钊曾指出，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实事、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现出两两配映，两两对应的奇观。

第二，旧的意识形态的习惯难以改变。政治文化中的正当信念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指向应然的道德层面，二是指向可行的操作层面。以往的意识形态中几乎只有第一层面，它包含几种不科学的思维方式：把“重要”变成“唯一”的思维方式；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重理轻情、重自觉轻自发、视欲为恶的思维方式；重“主义”轻生活的思维方式；“人要完人，金要足赤”的思维方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第三，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图像符号逐渐占据文化的支配地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依赖语言符号来表达）的建设增加了新的难度。话语文化认为词语比形象更有优先性，注重文化对象的形式特质，宣扬理性主义文化观，赋予文本以极端的重要性，是一种自我而非本我的感性，通过观众与文化对象的距离来运作。而形象文化是视觉的而非词语的感性，贬低形式主义，反对理性主义或“教条化”的文化观，不去询问文化文本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做了什么，原始过程的扩张进入了文化领域，通过观众沉浸在其中来运作。

我们进入了一个读图的时代，许多年轻人不大喜欢用语词表达某些个价值，你总是训导他，他是会反感的。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和技术化，这四种因素的影响都是双重的。“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和技术化”这四个化也会消解核心价值。全球化可能导致美国化、无主题化、无灵化、碎片化；市场化可能导致物化、商品化、金钱化、无灵化；世俗化可能导致通俗化、庸俗化、低俗化、无灵化；技术化可能导致物化、非人化、无灵化。

核心价值是为天地立心，使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党具有灵魂的一个举措。可是上述“四化”负面的效应是无灵化、碎片化。在文学作品和其他的精神产品里，哲学是理性的诗，诗是感性的哲学，这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国家的诗歌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哲学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代表这个国家的最高等级。大家看一下现在被某些人称为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几首诗：

《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

赵又霖和刘又源

一个是我侄子

七岁半

一个是我外甥

五岁

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写诗》

写诗

很简单

把结巴

的话

记

记

记

记下来

就

就

就可以了 

今天在“四化”的影响下，在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这种代表精神领域产品最高级别的诗歌已经堕落成这样了。这是诗吗？背后有灵魂吗？有价值关怀吗？有美感吗？这个时候你跟他们去谈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有效果吗？还有一些不带任何恶意的人在调侃我们严肃的政治符号、核心价值的符号，这些人怎么办？这也是个难点。他们仅仅是为了一笑，但是这一笑不要紧，那种严肃的说教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可能就失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不是难处？

第四，最大的难题或者说考验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必须要有一批精英人物在口头赞同这一系列的价值的同时，也在行动上践行这些价值，甚至随时准备用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去捍卫、担待这一些价值；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必须有理想主义的光环并以真善美为目标，但它同时必须将中国的历史传统作为营养液、将整个社会文化作为生存环境和土壤。

四、培土：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

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办好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和2010年世博会。这些都是重要的实实在在的培土工作。

文化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第一，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主要作为常识、常理、常德、常情的文化，构成一切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第二，社会秩序、社会和谐是通过个体对社会生活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化模式的遵从形成的，而这种遵从多数情况下是习焉不察的；第三，只有当文化提供了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时，社会诚信才会普遍建立，而诚信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五、寻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一开篇就说，文化主要不是说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弘扬某一种文化，倡导某一种价值，必须有一群人，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有时候还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捍卫这种价值。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为什么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面这么有力量？不仅仅由于是他说得好，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代代的读书人、儒者用自己的青春事业生命去捍卫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要我不仁不义，我宁可死。到了明代，有时候为了反对皇帝的一些有悖儒家教义的想法做法，不仅付出一个人生命的代价，还有被灭九族的，明代有很多这样的案件，最多的时候死过上万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马克思说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把家产卖了，甚至搭上性命，去捍卫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某种价值，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力量，才得以扎根。

六、开源：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我们还应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其实，人类天生就是乌托邦式的动物，人类不可以没有乌托邦，乌托邦是不能在现在实现的，但是人类追求乌托邦就像追求上帝一样，追求完美是人类的天性。这个乌托邦的理想，必须植根于今天生活的土壤当中，就像开出绚丽花朵的树，必须有绿色的叶和粗糙的树干，甚至有污秽的树根。难道只要那个绚丽的道德之花，而抛弃有缺陷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老百姓的有不洁之处的文化吗？那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天外来客，老百姓也只能仰望。

有一次，我在中国文联作报告，刚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坐在第一排，他说，现在很多来自民间的相声，总是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健康，又不是要把相声拿到中央政治局去做报告，它能给人带来娱乐，怎么说它不健康呢？

传统是由世代相传的精神记忆构建起来的精神岛屿，离开了它，这个民族就没有立足之处，就可能退回到蛮荒时代。要摆脱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固然必须改造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但改造传统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前提。要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就必须通过开展与传统的对话使传统获得新的理解和解释并注入新的因子。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接续和创新我们的历史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文明生长的营养液。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和民间文化以及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文化达成一致才有前途。

这就是我的一些见解，就讲这么多，有什么不当之处敬请指正，谢谢。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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