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我们党已经有二十六年的历史。我们党领导和实行土地革命以来有十几年了,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再加上一年多来的土地改革,经验就更丰富了。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把各地的经验总结和交流一下,制订出更完善的政策,然后把它贯彻下去,使土地改革彻底完成。

  回想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革命,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来转去,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这已经为中国三万万六千万农民的长期行动所证明了。但是,我们队伍中有没有人反对土地革命呢?有。大革命时期陈独秀(1)等人就是怕农民起来,农民一起来,他们好象就没有办法了。他们怕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搞翻,怕统一战线破裂。实际上他们是反对农民的。结果怎么样呢?不但陈独秀垮台了,凡是怕土地革命的人、怕农民起来的人都垮台了。但是,我们党内也有一大批同志是坚决主张土地革命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就主张土地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创建了红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红军从产生到现在,经常同几倍以至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中间也打了很多败仗,但是没有垮,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土地革命,我们帮助农民得到土地,或者实行减租减息(2)。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拥护和支持我们。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始终是非常清楚的。他还指出,土地革命如果没有武装也不行,要先搞武装,武装搞起来了就能发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搞起来了又可以反过来支持武装斗争。过去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不过当时我们改变了一下政策,叫做减租减息。这种政策上的改变,是正确的,也是有成绩的。日本投降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敌人和同盟军都变了,革命的策略也必须按照客观情况改变。因此,从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央为此颁发了“五四指示”(3),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五四指示”的方针是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使贫雇农都得到土地。“五四指示”发布后的一年多,各解放区都发动群众,进行了土改,一般讲都是有成绩的。土改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党的组织得到了整顿,军队壮大了,战争打胜了。但是,有些地方土改很不彻底,这主要是因为在抗日时期大量发展起来的党,思想上、组织上都不大纯洁,一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混进了党。另外,“五四指示”因受当时形势(国共谈判还未最后破裂)的限制,政策上还有不彻底的地方。

  就我们解放区来说,有的地方土改搞得比较彻底,有的地方搞得不彻底,但是不论怎样,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党虽然不够纯洁,但还有很多忠实坚定的干部和党员;困难是有的,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因此,土改进行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将来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就要困难得多,但是也要做,而且非做不可。全国农民有三万万六千万,其中,解放区有一万万四千万,蒋管区有二万万二千万。蒋管区农民比我们这里更苦。对于新解放区如何进行土改,各位代表要多出主意。

  这次会议还要总结过去土改的经验教训。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左”的错误,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样,做起来就容易变成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结果等于把地主富农赶到国民党那里去。以后再来一个查田运动(4),搞得更“左”一些,把富农搞得也差不多了。这个时期有许多同志经历过,我想同志们回溯一下是有好处的。在抗战期间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及后来制订“五四指示”的过程中,中央一直是很重视这个经验教训的。在“五四指示”中就明确规定要给地主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现在土改中“左”的和右的偏向,许多地方都有,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十几年来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要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这个村和那个村的情况不同,比如附近的西柏坡、东柏坡和陈家峪三个村,人口多少不同,地主多少不同,斗争对象不同,所以做法也就不完全相同,不能一切照搬。我们有的同志看到报纸上登了某个例子,就马上仿效,这是很容易出岔子的。再如,我们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战中的减租减息,又转到“五四指示”的实行,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拿到蒋管区用,对不对呢?如果生搬硬套,恐怕又会出乱子的。从抗战开始迄今十年来,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经历了一个由小改到大改的过程,是慢慢来的。今天到蒋管区,情况变了,土改有可能搞快一点。在我们这个会上,要找出能够迅速发动群众,妥善分配土地的办法。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就转到农村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军队,在武装斗争中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全国保存党员最多的地方是军队。这不是说,只有军队才是革命的;这是说,中国搞土地革命,必需要有武装力量。没有武装,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到处受反动派搜捕。武装一走,土地又被地主搞走,群众又被镇压下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明白,他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5)所以我们党要胜利,就要特别注意武装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很多是从军队来的。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这点一定要使军队中的同志都知道,负责的同志更要弄明白。因为一打出去,首先和农民见面的就是军队。军队要帮助农民分得土地。军队把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学会了,土地分配就比较迅速、容易。

  我们到晋察冀后,调查了一下,党员中中农家庭出身的比重很大。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农村里边的工人就是雇农。贫农是半无产阶级。在农村,党主要是代表雇农和贫农的利益的。但是党的这个基本知识教育还不普遍,很多人虽然入党多年竟不知道这个道理。结果在党内就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中农家庭出身的人就代表中农的利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就代表地主富农的利益。所以我们需要普遍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代表谁的利益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也好,富农家庭出身的也好,中农家庭出身的也好,都要搞通这个道理。在土地改革中,谁要是不赞成或者反对贫雇农的利益,那就要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以批评或处分。同意了就必须服从,不许另搞一套。党的各级组织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只有这样,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才能贯彻下去。

  这次土地会议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作出一个完善的土地改革的决定来。我希望同志们把这次会议开好,全党全军团结在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下面,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

注释:

*【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203、225页。】

(1)【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124、203页。】

(2)【减租减息——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为分半利息)。一第146、204页。】

(3)【“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第204页。】

(4)【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第205页。】

(5)【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3页)。——第206页。】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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