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

　　你五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你在信中联系湖南锡矿山矿务局的干部情况，就脱产干部的来源问题恳切地讲了些意见。这个问题，涉及如何改革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四化需要，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许多同志都非常关心，所以很有必要讨论清楚。
　　全国现在有脱产干部一千八百多万名。党的干部队伍，总是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要补充新干部，从哪里来呢？胡耀邦同志和我都曾讲过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最近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又进一步作了讨论。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逐步实现年轻化、专业化，因此，今后吸收脱产干部，应当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严格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条件，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不是说工人、农民不能提，但必须挑选年轻、有文化、经过一定专业训练的。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直接来自工农，干部中知识分子很少，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培养出了几百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志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陆续当了脱产干部。还有许多工农干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刻苦学习，掌握了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有的还成了某个方面的专门家。即使如此，今天，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专业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年富力强而又懂得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人很少，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这个现象更加突出，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你来信表示，“解决干部队伍年龄大、水平低的状况非常必要”。看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
　　那末，解决矛盾的出路何在呢？一是大力培训现有干部中文化水平不高和缺少专业知识的同志。这些同志辛勤工作几十年，有丰富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学文化、学科技、学管理不够，责任主要不在他们自己。好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不提倡学习业务，而且动不动就批判“白专道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现在，应当多方面创造条件，使他们获得从事四化建设所必需的文化和专业知识。二是从现在起，补充脱产干部必须十分强调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这是党中央已经决定的方针。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根本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干部结构，谈不上提高干部队伍的才能素质，势必会延误我们的事业，这显然不符合广大工人、农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某些旧观念的影响，有的同志一时产生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讲清道理，帮助他们面对现实、统观全局、放眼未来，相信这些同志是会想得通的。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提出：我们有些同志总觉得当了干部就比工人、农民高出一头，这也是一种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是不正确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别。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而干部则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决不能把干部视为高人一等的特殊人物。
　　要求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青年中选拔脱产干部，是不是不要德才兼备的原则了呢？干部来源和选拔标准毕竟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选拔干部的范围。将来，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普及以后，这个范围当然就不必要了。后者是指选拔干部需要掌握的标准。我们国家每年要花很多钱培养几十万名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去另找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当干部，是不合理的。当然，在具体选拔谁来补充脱产干部队伍的时候，还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办事，保证干部质量。至于德和才的内容，总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总是要符合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求干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胜任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年富力强，能适应繁重任务的需要。这三条就体现了德才兼备的原则，体现了红与专的统一。有的同志认为，工人、农民有生产实践经验，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没有。这有一方面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不少生产实践经验丰富、受到人们尊重的劳动模范，由于缺少必要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一下子被提起来当了干部，特别是当了领导干部，经常为做不好本职工作而苦恼，也影响了他们在生产劳动中继续发挥长处。有些大中专毕业生，虽然暂时缺少生产实践经验，只要放到第一线去干几年，有计划地进行培养，他们就能够较快地成长起来。这说明，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当好干部、做好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是很重要的。
　　四化建设对干部的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提出了较高要求，今后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脱产干部，这样做，在阶级路线上对不对？应当明确回答：是对的，因为符合整个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的阶级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也已不再存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现在，党内和党外都还有为数不多的同志，他们憎恶林彪、“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专政对象，把我们自己培养的、掌握了文化科学的人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今天提出要注意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时候，他们又把自己人当成“外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是应当改变的。一九二八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就指出：“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就‘脱离了’群众，就不再是工人了。”他认为，“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这些话，可能有的同志听起来不那么顺耳，但却是真理。毛泽东同志为在延安出版的《文化课本》写的序言中也说过：“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今天在向四化进军的时候，这些话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你在来信中讲到的“以工代干”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以工代干”、“以农代干”、“临时工代干”的人员，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这些同志的绝大多数，在过去几年、十几年中，工作是勤勤恳恳的、有成绩的，不少同志进步很快，成了工作骨干，有些还担负了领导责任。但是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和单位在“代干”条件和手续方面问题不少，助长了吸收干部的无政府状态；还从“后门”进来了一批不够干部条件的人，特别是利用亲属关系，进来了一些很不够干部条件的人，使非生产人员和企业非生产性开支不断增多，干部和群众意见是很大的。因此，从现在起，再不要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抽人“代干”了。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需要补充脱产干部，可在定编定员的前提下，在经过批准的指标内，按照新时期的干部标准，从大中专毕业生或经过培训具有相当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并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杜绝任何“后门”。这样做，干部和群众是会欢迎的。至于原来的“以工代干”人员，由于全国数量不少，牵扯面广，情况复杂，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在适当的时候，按照上述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和本人条件，有步骤有区别地做出妥善处理。至于企业中工人参加管理的“几大员”等，本来就不是脱产干部，不要把这些人员列为“以工代干”范围。
　　有同志担心，如果今后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提拔脱产干部，不再采用“以工代干”的办法，基层干部的来源会发生困难。这个顾虑是不必要的。从现状看，我们每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数量还不大，但教育事业在发展。各地各部门和企业，正在采用各种形式抓紧培训干部和职工，这项工作将迅速普及。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之前，也要根据四化建设的需要，给以半年、一年或两年的专业训练。今后，不论是大专院校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还是军队转业干部，都要尽量从基层工作做起，取得生产和管理的实践经验。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实行民主选举领导干部的范围将逐步扩大，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所有这些，都将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在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方面充分显示出来，源源不断地为四化建设提供合格的优秀干部。我相信，只要全党同志都能坚决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党的干部工作的路子必然越走越宽广，选拔干部的基础必然越来越雄厚，符合四化要求的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一定会建设起来。
    * 这是宋任穷同志给一位同志的回信，刊载于一九八○年七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