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这一年

我用几年时间完成的一组关于这场革命的作品，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集中问世。其中，《辛亥年》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通过一年中的戏剧化转折，剖析每个阶层、每个个体的挣扎与抉择，评判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扮演的角色。 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开始的，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历史的急转直下，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包括革命领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年，如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所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对于帝国来说，最危急的时刻(庚子事变)已经过去，随着慈禧太后在遥远的中国西部挥动巨手，大清帝国“春天的故事”业已唱响。至辛亥年，政治体制改革已向深水区挺进，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议会(咨议局)已纷纷成立，尽管朝廷制订了立宪期限，但国会(资政院)建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已经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民律草案》(尚未颁布)等纷纷制订完成;铁路、煤矿、公司、股市、律师、国有企业、合资公司……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事业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部高歌猛进;军事方面，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已经形成战斗力……所以，这一年纵然灾异不断，从积极的方面看，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但是这个自信的帝国正是在“我们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猝死的。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十余次起义未能撼动它的根基，来自武昌的一次“计划外”起义就将它送进坟墓。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像是一个传说。有人说，革命不是产生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压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对于黑暗的一种滞后反应。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适用的。 帝国的悲剧，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大清帝国不是没有危机，否则它的猝死就变得不可解，而天下的一切命运，都是可以解释的。从消极的方面看，即使在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中，在它自认为“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帝国的警报也没有撤除，只是当权者对其充耳不闻而已。所以，辛亥年在统治者、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辛亥年里，但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政治派别，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说，在一个辛亥年中，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这是从辛亥年的宽度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