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几年时间完成的一组关于这场革命的作品,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集中问世。其中,《辛亥年》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通过一年中的戏剧化转折,剖析每个阶层、每个个体的挣扎与抉择,评判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扮演的角色。 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开始的,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历史的急转直下,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包括革命领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年,如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所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对于帝国来说,最危急的时刻(庚子事变)已经过去,随着慈禧太后在遥远的中国西部挥动巨手,大清帝国“春天的故事”业已唱响。至辛亥年,政治体制改革已向深水区挺进,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议会(咨议局)已纷纷成立,尽管朝廷制订了立宪期限,但国会(资政院)建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已经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民律草案》(尚未颁布)等纷纷制订完成;铁路、煤矿、公司、股市、律师、国有企业、合资公司……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事业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部高歌猛进;军事方面,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已经形成战斗力……所以,这一年纵然灾异不断,从积极的方面看,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但是这个自信的帝国正是在“我们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猝死的。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十余次起义未能撼动它的根基,来自武昌的一次“计划外”起义就将它送进坟墓。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像是一个传说。有人说,革命不是产生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压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对于黑暗的一种滞后反应。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适用的。 帝国的悲剧,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大清帝国不是没有危机,否则它的猝死就变得不可解,而天下的一切命运,都是可以解释的。从消极的方面看,即使在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中,在它自认为“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帝国的警报也没有撤除,只是当权者对其充耳不闻而已。所以,辛亥年在统治者、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辛亥年里,但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政治派别,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说,在一个辛亥年中,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这是从辛亥年的宽度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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