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圣西门学派

4．圣西门学派  

卡尔·格律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格律恩先生读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同读圣西门本人的著作一样多，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读过。既然如此，那末他至少应当从施泰因和雷博那里作一些像样的摘录，应当遵循年代的顺序，连贯地叙述事件的进程，指出必要的方面。然而，由于他居心不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恰恰相反，他竭力把所有的材料搅成一团，省略了最必要的东西，甚至比他叙述圣西门时更加混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得更加简略一些，否则，为了指出他所抄袭的每一段话和每一个错误，我们就得写一本像格律恩先生所写的那样厚的书。

关于从圣西门逝世到七月革命这段时期——圣西门主义的理论发展中的这一最重要的时期——他连提也没有提。这样一来，圣西门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就在格律恩先生的笔下完全消失了。的确，如果没有读过原著，特别是有关刊物，对于这一点是很难发表什么意见的。

格律恩先生用以下的一个论点开始了他关于圣西门主义者的课程：

“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这就是圣西门主义的实践的信条。”

雷博在第96页上把这个论点看作是从圣西门到圣西门主义者的一个转折点，格律恩先生也跟着雷博走，然后就说：

“这一点直接来自圣西门的最高原则：保证所有的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

在这里，格律恩先生想显示自己在某一点上和雷博不同。雷博把这个“实践的信条”和“新基督教”联系起来。格律恩先生认为这是雷博的猜测，并且毫不客气地用圣西门的最后的话代替了“新基督教”。他不知道，雷博只是从“圣西门学说介绍”（第1年第70页）中作了逐字逐句的摘录。

格律恩先生不可能了解，雷博在作了一些有关圣西门主义的教阶制的摘录后，怎样又突然冒出了“实践的信条”。但是，只有把这个论点和“新基督教”的宗教思想联系起来看，这个论点才能导致关于新的教阶制的思想，否则，它至多只是要求通常的社会阶级划分；而格律恩先生却认为，仅仅从这个论点中就可以产生出教阶制。他在第91页上说道：

“按能力计报酬，这意味着把天主教的教阶制提升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按工效定能力，这意味着把作坊变为圣物收藏室，把整个市民生活变为僧侣的王国。”

他在雷博从“介绍”中所作的上述摘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这样就会真正出现一个全世界教会……全世界教会既掌管宗教事务，又掌管世俗事务……科学是神圣的，实业是神圣的……一切财产都是教会的财产，一切职业都是宗教的职能，都是社会教阶制的一级——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

显然，格律恩先生只要把这段引文前后倒置一下，把前面那些话变成从结尾那句话做出的结论，就可以得出他那句完全不可理解的话来。

格律恩用来复制圣西门主义的方法是“如此的紊乱和混杂”，以致于他在第90页上把“实践的信条”变为“精神的无产阶级”，他又把这个“精神的无产级”变为“精神的教阶制”，而把“精神的教阶制”变为教阶制的最上层。如果他哪怕是只读过“介绍”，那末他也一定会看到，“新基督教”中的宗教观念联系到capacité〔能力〕如何确定的问题时，必然导致对教阶制及其最上层的承认。

格律恩先生对1828—1829年出版的“圣西门学说介绍”进行的全部研究和批判，只限于一句话：à  chacun  selon  sa  capacité, à  chaque  capacité  selon  ses  oeuvres〔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除此以外，至于“生产者”[145]和“组织者”，他几乎连一产供销也没有提到。他把雷博的著作浏览了一遍，在“圣西门主义的第三个时期”这一章中，在第126页上（施泰因，第205页）发现了以下这一段话：

“……几天以后，‘地球报’以‘研究圣西门学说的报纸’为副标题开始出版了，而这个学说在它的第一页上被简述如下：

宗教

科学                   　　实业

普遍的联合。”

格律恩先生从上面说过的那一论点直接跳到1831年，同时对雷博的话进行了如下的加工（第91页）：

“圣西门主义者用以下的公式表达了自己的体系，这个公式主要是由巴札尔表述的：

宗教

科学                   实业

普遍的联合。”

格律恩先生省略了三个论点，这三个论点也写在“地球报”[146]的标题中，而且都是关于实际的社会改革的。在施泰因和雷博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三个论点。格律恩这样做，为的是把报纸的那个简单的招牌变为圣西门体系的“公式”。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个“公式”是写在“地球报”的标题中这一点，他闭口不谈，他先把标题的本文加以歪曲，然后就能用一种狡黠的批评意见——宗教被放在最上面——把整个圣西门主义消灭。但是，他本来可以在施泰因的著作中看到，“地球报”上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地球报”包含着——不过格律恩先生不可能知道它包含着什么——对于现存制度、特别是它的经济制度的最详尽的和最严肃的批判。

格律恩先生究竟从哪里得到了新的而且重要的消息，说这四个词的“公式”“主要是由巴札尔”表述的呢，这一点很难断定。

格律恩先生突然从1831年1月又回到1830年10月：

“在巴札尔时期〈这个时期是从哪里来的？〉，在七月革命以后不久，圣西门主义者向议院简短而详尽无遗地申述了他们的信仰主张，以反击杜班先生和摩干先生的攻讦，因为这两个人从讲台上责难他们，说他们宣传共产共妻。”

然后格律恩先生引证了这个文告的本文，并加上了以下的说明：

“这一切是多么的合理和慎重！这个提交议院的文告是由巴札尔草拟的。”（第92—94页）

至于后面这个意见，施泰因在第205页上说道：

“从这文件的形式和风格看来，我们和雷博都毫不犹豫地认为，它与其说是安凡丹起草的，不如说是巴札尔起草的。”

雷博在第123页上说道：

“根据这个文件的整个形式和它的温和的口吻很容易看出，它与其说是根据巴札尔的同事的倡议写成的，不如说是根据巴札尔的倡议写成的。”

雷博推测说，这个文件与其说是由安凡丹倡议写成的，不如说k是巴札尔倡议写成的，格律恩先生则把这个推测大胆机智地变为肯定的判断，说这个文件完全是由巴札尔草拟的。完成这个文件的媒介是雷博著作（第122页）的译文：

“杜班和摩干两位先生从讲台上宣布说，形成了一个宣传共产共妻的宗派。”

格律恩先生只是删掉了雷博所指出的具体日期，而代之以“在七月革命以后不久”等字样。一般说来，年代对于格律恩力求用来摆脱自己的前人的那些手法是一个不适合的因素。在这里，他把自己和施泰因区别开来的手法就是：把施泰因的注解中的话搬到正文中来，删去文告的开始部分，把fonds  de  production（生产资本）译作“不动产”，而把classement  social  des  individus（个人的社会阶级划分）译作“单个人的社会秩序”。

随后是关于圣西门学派的历史的一些草率的意见，这些意见也用施泰因、雷博和路·勃朗著作中的词句做成的镶嵌艺术品，就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对圣西门生平的描写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请读者自己去查对一下格律恩先生的著作。

格律恩先生关于巴札尔时期的、即从圣西门逝世到第一次分裂这段时期的圣西门主义所能说的一切，我们都已经告诉了读者。现在格律恩先生可以运用他的美文学式的批判的法宝，把巴札尔叫作“拙劣的辩证论者”，并且继续写道：

“但是共和主义者就是这样。卡托和巴札尔——他们只擅长于死；如果他们不是用短剑把自己刺死，那末他们必定死于心脏破裂症。”（第95页）

“在这次争论之后几个月，他〈巴札尔〉就患了心脏破裂症。”（施泰因，第210页）

像勒瓦瑟尔、卡诺、巴莱尔、比约－瓦廉、邦纳罗蒂、戴斯特、达尔让松等等这些共和主义者的例子，可以说明格律恩先生的意见有几分正确的地方。

后面紧跟着是一些关于安凡丹的庸俗的句子。在这里我们只来看看格律恩先生的以下的发现：

“难道这个历史现象的例子没有十分清楚地表明宗教只不过是感觉论？难道没有表明唯物主义可以大胆地要求和神圣的信条具有同一个来源？”（第97页）

格律恩先生洋洋得意地环顾了一下：“谁曾经想过这一点？”如果人们在“哈雷年鉴”以前谈到浪漫主义者问题时“没有想过这一点”，他是决不会“想过这一点”的。但是，本来可以指望，从那时候起格律恩先生在思想方面可能已经前进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格律恩先生对于圣西门主义者所作的全部经济批判一无所知。然而为了对于圣西门学说中的经济结论（关于这些结论他在上面已经胡思乱想过了）也发表一点意见，他利用了安凡丹的话。问题在于，他在雷博（第129页及以下各页）和施泰因（第206页）那里发现有安凡丹的政治经济学的摘录，但是他在这里显然也是把问题歪曲了：他把生活必需品的税收的废除——雷博和施泰因根据安凡丹的意见，正确地认为这是从继承法草案中得出的结果——变为和这个草案并列的一个单独的、独立的措施。他的创作力还表现在：他颠倒了年代的顺序，首先叙述神甫安凡丹和美尼尔芒坦[147]，然后叙述经济学家安凡丹，但是他的先辈却把安凡丹的经济著作同巴札尔时期，即同安凡丹为之写这些著作的“地球报”联系起来观察[148]。如果说在这里他引来巴札尔时期是为了说明美尼尔芒坦时期，那末后来，当他谈到政治经济学和米·舍伐利埃的时候，便把美尼尔芒坦时期引来。“新书”[149]给他这样作提供了一个借口：雷博推测这本书的作者是米·舍伐利埃，他却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这种推测变为肯定的判断。

这样，格律恩先生就“全面地”（第82页）阐述了圣西门主义。他履行了他“不把自己的批评扩展到圣西门主义者的文献”（同上）的诺言，因此他就毫无批判地纠缠在另外一种“文献”上，即纠缠在施泰因和雷博的著作上了。可是，他却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米·舍伐利埃在1841—1842年——当时舍伐利埃早已不是圣西门主义者了——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见解。格律恩先生在论述圣西门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在“两大陆评论”杂志中看到了对于这些讲演的批评，他利用这种批评时，竭力采取他以前利用施泰因和雷博的著作时所采取的那种手段。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个有关他的批评的洞察力的典型：

“他在那里肯定地说，生产不足。只有陈腐的、片面的老经济学派才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学还不懂得生产取决于需要之前，这门所谓的科学不会生出新鲜的嫩芽。”（第102页）

我们看到，从“真正的社会主义”那里剽窃了关于需要和生产的术语的格律恩先生，是如何巍然高耸于一切经济学文献之上。更不必说，他在每个经济学家那里都可以读到：供应也取决于需求，也就是说，生产取决于需要；在法国甚至有一个特殊的经济学派，即西斯蒙第派，这个学派想建立生产对需要的另一种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那个本来就通过自由竞争而实现的关系，同时，这个学派同格律恩先生所攻击的那些经济学家有极尖锐的矛盾。可是，后来我们看到，格律恩先生成功地利用了托付给他的资本——生产和需要的统一。

格律恩先生用他从施泰因和雷博那里抄来的引文、被他用水冲淡了的、捏造的和用花言巧语装饰起来的引文使读者感到厌倦，为了解除读者的倦意，他为读者放了一场飞溅着青年德意志派的火星、闪耀着人道主义的火光、放射着社会主义的光辉的焰火。这场焰火如下：

“作为社会体系的整个圣西门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天赐的乌云倾泻在法国土地上的思想的暴雨（前面，在第82—83页写道：“发光的物体，但仍然作为一团混乱的光〈！〉，而不是作为井然有序的光”！！）。这是一种同时产生了最惊人的和最滑稽的行动的景象。作者自己还在上演之前就已经死了，而一个导演在演出的时候死了；其他的导演和所有的演员都卸了装，急忙穿起自己平日的便服回家去了，并且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这是一幅有趣的、最后有些混乱的景象；有几个演员把它画成了讽刺画，——全部情况就是如此。”（第104页）

海涅骂他的应声虫骂得很对：“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