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业家的政治问答”[142]

2．“实业家的政治问答”[142]  

卡尔·格律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既然施泰因引证这本著作的时候通常是当作“实业家问答”引证的，可见格律恩先生根本就不知道这本著作还有另一个名称。其实格律恩先生更应当指出这本著作的正确的标题，因为他ex  officio〔专门〕谈到这本著作时，只写了十行字。

格律恩先生在抄录了施泰因说圣西门在这本著作中维护劳动的统治的几句话以后，又接着写道：

“在他看来，现在世界分为闲人和实业家。”（第85页）

格律恩先生在这里是在从事捏造。他给“问答”妄加了他只是在施泰因后来叙述圣西门学派的观点时才遇到的那种区分。

施泰因在第206页上写道：“现在社会仅仅是由闲人和工作者构成的。”（安凡丹）

在“问答”中所谈到的不是格律恩所妄加给它的这种划分，而是三个阶级的划分：classes  féodale，intermédiaire  et  industrielle〔封建阶级、中间阶级和实业阶级〕。当然，格律恩先生对于这种划分不能表示任何意见。因为他是抄袭施泰因的著作，而没有读过“问答”这本书。

后来格律恩先生又一次地重复说，“问答”的内容在于劳动的统治，并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对这本著作的评述：

“共和主义说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而圣西门说的是一切为了实业，一切通过实业。”（同上）

施泰因在第165页上写道：“既然一切都通过实业而发生，那末一切也就应当为它而发生。”

正如施泰因（第160页，注释）所正确指出的，早在圣西门1817年所写的“实业”[143]一书中就有这样的题词：Tout  par  l'industrie，tout  pour  elle〔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因此，格律恩先生对“问答”所作的评述在于：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介绍外，他的引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引证的是更早期的著作的题词，而这本著作他根本没有读过。

“实业家的政治问答”这本著作该是遭到了多么认真的德国式的批评！但是，在格律恩式的写作大杂烩的另外一些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零散的批评意见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格律恩先生内心非常欣赏自己的狡猾伎俩，他把在施泰因对于这本著作的评述中找到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并且以值得赞扬的勇气把它们加以改头换面。

格律恩先生在第87页上写道：“自由竞争是一个不纯的、混乱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着斗争和贫困的新世界，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和被剥夺了资本的工人的贫困的新世界。圣西门澄清了实业的概念，把它归结为工人的概念，他陈述了第四等级，即无产阶级的权利和怨言。他应当废除继承权，因为它对于工人，即实业家来说已经是无权。这就是他的‘实业家问答’的意义。”

格律恩先生在施泰因著作的第169页上找到了以下的有关“问答”的意见：

“因此，圣西门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他预见到这种矛盾〈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必然性。”

这就是格律恩先生从中抄袭了关于“问答”的“意义”的见解的原文。

施泰因说：“他〈圣西门在“问答”中〉从产业工人的概念谈起。”

格律恩先生由此就得出绝对荒唐的胡说，说什么圣西门认为自由竞争是“不纯的概念”，因而他“澄清了实业的概念，把它归结为工人的概念”。格律恩先生关于自由竞争和实业的概念确实是很“不纯的”和“混乱的”，这是他处处都暴露出来的。

他不满足于这种胡说，还想公开撒谎，硬说圣西门要求废除继承权。

他仍然凭着自己对施泰因关于“问答”的叙述的理解，在第页上说道：

“圣西门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权利，他已经提出了新的口号：实业家、工人应当上升到权力的第一级。这是片面的，但每个斗争都带有片面性；谁不片面，谁就不能斗争。”

格律恩先生以他关于片面性的空洞论调在这里片面地歪曲了施泰因的观点，断言圣西门想把名副其实的工人、即无产者“上升到权力的第一级”。参看第102页，在那里谈到米歇尔·舍伐利埃：

“米·舍伐利埃还是以极大的同情来谈论实业家……但是，和老师不同，在这位学生看来，实业家已经不是无产者；他把资本家、企业家和工人统一到一个概念中去，即把闲人列入了只应包括最贫困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那个范畴。”

在圣西门那里，实业家除了工人以外还包括fabricants，négo-tiants〔工厂主、商人〕，总之，包括一切实业资本家，而他甚至主要就是向这些资本家呼吁的。本来格律恩先生在“问答”的第一页上就可以读到这一点。但是，他既没有看过这本著作，就根据道听途说用美文学的笔调来对它妄加评断。

施泰因在他对于“问答”的评论中说道：“……圣西门转而从实业对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来叙述实业的历史……他第一个意识到在关于实业的科学中包含着国家的因素……不可否认，他已经成功地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只是从他开始活动时起，法国才有‘政治经济学史’”等等。（第165、170页）

当谈到“关于实业的科学”中的“国家的因素”时，施泰因自己也糊里糊涂。但是他立即补充说，国家的历史和国民经济的历史有极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他具有正确的敏感性。

现在我们看一看，格律恩先生后来在谈到圣西门学派的时候怎样把施泰因的这些思想攫为已有。

“圣西门在自己的‘实业家问答’中试图叙述实业的历史，同时还提出其中包含有国家的要素。因此，老师本人为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第99页）

格律恩先生“因此”首先把施泰因的“国家的因素”改成“国家的要素”，并且删掉施泰因原有的比较具体的材料，从而把这个思想变为无稽之谈。这块“被建筑者抛弃了的石头[注：双关语：Stein（施泰因）——姓，《Stein》——“石头”。——编者注]”真的被格律恩拿去作为他的“书信和研究”的“柱石”。但同时它也成了一块使他跌跤的绊脚石。然而不仅如此。施泰因说，圣西门提出了关于实业的科学中的这个国家因素，从而为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打下了基础，而格律恩先生却迫使圣西门为政治经济学本身打下基础。格律恩先生大概是这样说的：经济学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有了；但是，像施泰因所说的：正是他提出了在实业中包含有国家的因素，这就是说把经济学变为国家的，即变为国家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就是说圣西门为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毫无疑问，格律恩先生在这里显示了他那高超的臆测能力。

正如圣西门据格律恩先生说是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一样，圣西门据格律恩先生说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他〈圣西门〉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圣西门的整个一生都在寻求新的科学！”（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