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圣西门主义

四、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圣西门主义  

卡尔·格律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136]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老实说：如果不是有立即说明整个党羽的特点这个任务……我们也就不来浪费笔墨了……然而现在它〈蒙特的“社会史”〉如此傲慢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这些读者贪婪地抓住一切贴着社会的这一商标的东西，因为健康的敏感提示读者，在这个字眼中包藏着未来的一些怎样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负有双重的责任，而且，如果他要做不是自己份内之事的话，就要受到双重的惩罚！”

“关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文献的实际成就，蒙特先生只知道罗·施泰因先生——他的书在出版时还受到过一些欢迎——所告诉他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本来不打算和蒙特先生争论……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侈谈圣西门，把巴札尔和安凡丹说成圣西门主义的两个支派，在他们两人之后又提出傅立叶，瞎扯蒲鲁东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如果社会思想的起源被独特新颖地描述出来，我们对这一点也就不去理会了。”

格律恩先生（“新轶文集”第122、123页）以这种言过其实的、拉达曼式的[137]判决开始了他对蒙特的“社会史”的评论。

如果读者一旦了解到格律恩先生在这个假面具的下面只是掩藏着对自己当时尚未问世的著作的自我批评，那末对于格律恩先生的艺人天才将感到多么惊讶。

格律恩先生向我们显示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低级文学汇合的有趣景象。上面所提到的那本著作是以致某位女士的信的形式写成的，从这点读者已经可以明白，在这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些深谋远虑的神人是戴着“青年文学”的玫瑰花和桃金孃出现的。现在我们用这些玫瑰花作一个小花束：

“‘卡马尼奥拉’舞曲自己在我的头脑中歌唱……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已经是很可怕的：如果‘卡马尼奥拉’舞曲不能完全定居在这位德国作家的头脑中，那末它也会在他的头脑中吃早餐。”（第3页）

“假如黑格尔这个老头子在我面前，我要揪住他的耳朵问他：怎么，自然界是精神的异在？怎么，精神是更夫？”（第11页）

“布鲁塞尔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法国国民公会：它有自己的山岳党和盆地党。”（第24页）

“律内堡的政治草原。”（第80页）

“五颜六色的、诗意的、不完整的、空想的金蛹。”（第82页）

“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棵无根基的仙人掌，它像寄生植物一样盘绕着下议院的席位。”（第87、88页）

仙人掌既不是“无根基的”，也不是“寄生的”，这并不损害美丽的形象，正如无论“五颜六色的”、“诗意的”、“不完整的”金蛹或玩偶都是不存在的这一事实并不损害上述的形象一样。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海洋〈报纸的海洋和蒙潘锡阅报室中的新闻记者的海洋〉中是第二个挪亚，放出自己的鸽子，去了解是否可以在某处建造茅屋和培植葡萄园，是否可以和怒气冲冲的神人们缔结合理的条约。”（第259页）

大概，格律恩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自己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活动。

“卡米尔·德穆林是人。制宪议会是由一些庸人组成的。罗伯斯比尔是慈善的催眠师。一句话，近代历史是同小商贩和催眠师进行的殊死斗争！！！”（第111页）

“幸福是加号，然而是爱克斯次方的加号。”（第203页）

因此，幸福＝＋[ｘ]；只有在格律恩先生的美学的数学中，才会遇到这样的公式。

“什么是劳动组织？人们上千次地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回答人面狮身的怪物……法国唱的是左转舞曲，而古老的神秘的德国唱的是右转舞曲。”（第259页）

“我觉得北美洲甚至比旧世界更讨厌些。因为这个小商贩世界的利己主义发出无耻健康的红色……因为那里的一切是如此肤浅，如此无基础，我甚至想说，如此粗俗……你们把美洲叫作新世界；其实，这是一切旧世界中最旧的世界。我们穿旧了的衣服，在那里被当作礼服。”（第101、324页）

迄今大家知道，那里人们穿着没有穿旧的德国长袜，尽管这种长袜和“礼”服很不相称。

“这些规定的逻辑上可靠的保障。”（第461页）

谁不喜欢这种花朵，

谁就不配作“人”！[138]

多么优美活泼！多么热情天真！多么勇敢地在美学的大海中游泳！怎样的海涅式的潇洒和天才！

我们欺骗了读者。格律恩先生的美文学根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的装饰，科学仅仅填充这种美文学式的废话的空虚。可以说，这种美文学构成了它的“社会背景”。

在格律恩先生的一篇短评“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德国公民手册”第74页）中，发现有以下的言论：

“当人们谈到费尔巴哈时，从而也就谈到从维鲁拉姆男爵培根起到今天为止的全部哲学活动；同时也指出哲学所要求的是什么，它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指出人是世界历史的最后结果。与侈谈工资、竞争、以及对宪法和国家制度的不满相比，这是对待问题的更可靠的——因为这是更切实的——态度……我们找到了人，即找到了已摆脱宗教、已摆脱僵死的思想、已摆脱一切异己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实际后果的人。我们找到了纯粹的、真正的人。”

仅仅这一段话就足以说明在格律恩先生那里所能找到的那种“切实性”和“可靠性”的程度如何。他没有涉及细小的问题。格律恩先生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见上文）的其他真理，如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德国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实现，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真理等等。格律恩先生既装备有这一切，于是就带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

格律恩用来赞美社会主义和德国科学的那种强大的喇叭声，超过其余与他信仰相同的人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末很明显，这些称赞乃是发自肺腑之言。格律恩先生的谦逊不允许他说出一句在他以前的其他某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二十一印张”、“德国公民手册”和“新轶文集”中没有说过的话。的确，他的整本书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填满赫斯在“二十一印张”第74—88页上提供的法国社会运动的结构图，从而满足第88页上所提出的要求。至于说对德国哲学的赞美，那末他对德国哲学知道的愈少，德国哲学就愈应当感谢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民族自豪感，对德意志作为“人”的国家、“人的本质”的国家而产生的自豪感——和其他平庸的民族相比——在他那里达到了顶点。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我想知道，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和北美人是否还应当向我们学一学。”（第28页）

以后这种思想发展成为：

“在我看来，北美人是十足的庸人，尽管他们的法律赋予他们一切自由，但是他们必须向我们学习社会主义。”（第101页）

特别是当他们从1829年起就有了自己的并于1830年遭到其经济学家库伯反对的社会民主主义学派以后，更应如此。

“你是说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难道你认为他们所走的道路会有我们德国人所走的一半吗？我曾经和他们之中的一人论战，这个人认为自由人类的实现是一种妄想！”（第28页）

在这里，“人”、“人的本质”、“人类”的民族性，趾高气扬地出现在比利时的民族性的面前。

“法国人，当你们还不了解黑格尔的时候，请不要打扰他。〈我们认为，列米尼耶对于法哲学所作的那种本身软弱无力的批判，也比格律恩先生在任何时候用自己的名字或者用“草原居民恩斯特”为名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更了解黑格尔。〉在一年之内不要喝咖啡，也不要喝酒；不要用任何刺激性的欲望来刺激自己的精神；让基佐来管理，让阿尔及利亚重新受摩洛哥的统治〈即使法国人放弃了阿尔及利亚，它怎么又会受摩洛哥的统治！〉；要坐在某个顶楼上仔细地研究‘逻辑学’，同时也研究‘现象学’。当一年的期限满了之后，你们面黄肌瘦、两眼通红地从顶楼上走到大街上来，脚踢在头一个碰见的服饰华丽的人或者著名社会人士的身上，那也不要惊慌不安。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成了伟大的、强壮的人，你们的精神好像神妙的〈！〉液汁所养育的橡树；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向你们展示自己的深深隐藏的缺陷；虽然你们是被创造的精神，你们仍然向自然界的内部渗透；你们的目光焚毁一切，你们的话排山倒海，你们的辩证法比最锐利的斩首机还锐利。你们来到市政厅大厦，资产阶级就消失了。你们进入波旁王宫，它就倒塌了，它的整个下议院就化为nihilum  album〔乌有〕，基佐便销声匿迹，路易－菲力浦日渐衰颓并变成历史的公式，从这些毁灭了的因素的废墟上傲慢地、胜利地上升起来的是自由社会的绝对观念。谈正经的吧，只有你们自己先于黑格尔成为黑格尔，你们才能够战胜黑格尔。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穆尔的情人只能死于穆尔之手[注：见席勒的剧本“强盗”。——译者注。]”（第115、116页）

任何人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这些论点中都立即可以闻到美文学的气味。格律恩先生和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没有忘记把关于法国人如何肤浅的陈词滥调重新献给我们：

“命运注定了我在仔细观察法国的精神时，总是看到它的缺陷和肤浅。”（第371页）

格律恩先生毫不讳言地说，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德国社会主义作为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加以颂扬：

“现代德国著作界的一个平民责备我们的社会主义倾向，说这些倾向是对法国人的轻率的摹仿。直到现在，谁都认为没有必要对于这一点作任何答复。如果这个平民还有羞耻感的话，当他读这本著作时，应当感到羞愧。也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德国社会主义是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它不仅不认为法国人是新的‘社会契约论’的创造者，相反地，要求他们在德国科学中找出对自己的补充。现在，在巴黎这里开始出版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的译本。让德国学派为法国人谋利吧！不管国家的经济情况及其目前的政治局势会导致什么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可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非政治的、被唾弃的德国人民，这个甚至不能叫作人民的人民，给未来的大厦奠定了柱石。”（第353页）

当然，对于“人的本质”如此熟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必要知道，“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局势”把这个国家导向何处。

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使徒的格律恩先生，不满足于像“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其他使徒那样，把德国人的全知和其他民族的无知对立起来。他利用自己过去的写作实践，毫不客气地（这是一个周游世界者的特点）强迫各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政党的代表服从自己，他预先从各方面把他们嗅了一遍，然后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使徒的角色在他们面前出现。他唯一的任务是教诲他们，把关于自由人类的最深远的启示传授给他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法国各政党的优越性，在这里变为格律恩先生对这些政党的代表的个人优越性。最后，这甚至不仅有可能把法国各政党的首领们变成格律恩先生的垫脚石，而且有可能把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谣言揭发出来，以酬谢德国的庸人在掌握“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极其丰富的原理上所化费的劳力。

“当我向卡茨证明我十分满意他的话的时候，他的整个面孔露出平民的喜悦。”（第50页）

格律恩先生立刻就开始向卡茨进行关于法国恐怖主义的教育，而且“很幸运，得到了自己的新朋友的赞扬”（第51页）。

他对蒲鲁东的影响要大得多：

“我非常高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讲师，他的智慧也许是从莱辛和康德以来无与伦比的。”（第404页）

路易·勃朗只不过是“他的肮脏的孩子”（第314页）。

“他开始以极大的兴趣，但同时也以极大的无知询问我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德国人几乎像法国人自己一样了解〈？〉法国的事情；至少我们在研究〈？〉它们。”（第315页）

而关于“卡贝老头”，我们知道他“目光短浅”（第382页）。格律恩先生向他提出问题，而卡贝

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地研究。我〈格律恩〉早就看出这一点，当然，那时候一切都完结了，况且我记得，卡贝的使命早已完成。”（第383页）

我们以后就会看到，格律恩先生怎样赋予卡贝以新的“使命”。

我们首先指出一个图式，它和两三种陈旧的思想一起构成格律恩的著作的要点。二者都是从赫斯那里抄来的，格律恩先生总是以最冠冕堂皇的手法来转述赫斯。赫斯的东西虽然已经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但是最初——在“二十一印张”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它只是由于有人在它已经陈旧了的时候还在“德国公民手册”、“新轶文集”和“莱茵年鉴”上不断地加以重复，因而才变成了枯燥的和反动的东西，而在格律恩先生那里则变成了十足的无稽之谈。

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圣西门和谢林、傅立叶和黑格尔、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综合在一起。例如，参看“二十一印张”第78、79、326、327页；“新轶文集”第194、195、196、202页及以下各页（把费尔巴哈和蒲鲁东相提并论，例如赫斯说：“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等等，见“新轶文集”第202页；格律恩说：“蒲鲁东是法国的费尔巴哈”，见第404页）。正是赫斯所提供的那种公式主义构成了格律恩著作的全部内在联系。区别只在于，格律恩先生没有忘记给赫斯的论点涂上一层美文学的色彩。他甚至十分忠实地抄录了赫斯的明显的错误，例如赫斯说（“新轶文集”第192页）理论体系构成实践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例如格律恩在第264页上写道：“18世纪政治问题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两种哲学派别的产物”——感觉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产物。）这里所说的还有这样一种思想：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如果再加上赫斯对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批判，例如赫斯的下列言论：“傅立叶、蒲鲁东等人没有越出雇佣劳动范畴的界限”（“德国公民手册”第40页及其他各页），“傅立叶想通过利己主义的新联合来为世界谋幸福”（“新轶文集”第196页），“甚至激进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也没有克服劳动和享乐的对立性，没有提高到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等等”（“德国公民手册”第43页），“无政府状态是对政治统治这个概念的否定”（“二十一印张”第77页）等等，——如果加上这一切，我们就会看到格律恩先生对法国人的批判的全貌，而格律恩先生早在去巴黎之前就已经把这种批判准备好了。除此以外，关于宗教、政治、民族性、人的和非人的等等一系列在德国已经成为传统的词句——从哲学家那里转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的词句——帮助格律恩先生去对付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到处寻找“人”和“人的”这个词，并且在他没有找到的时候就非常气愤。例如他说：“你从事政治，你目光短浅。”（第283页）格律恩先生同样可以进而高呼：你有民族性、你信仰宗教、你研究政治经济学，你信仰上帝，这就是说你没有人情，你目光短浅。而他在整本书中也就是这样做的。当然，这样也就对政治、民族性、宗教等作了彻底的批判，并且也充分地阐明了被批判的写作家们的一切特点以及他们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从这里已经看出，格律恩的东抄西摘的作品比施泰因的著作低劣得多，施泰因起码还试图叙述社会主义文献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的联系。而且这里未必需要指出：格律恩先生在我们所分析的这本著作中以及在“新轶文集”中对待他的前辈所采取的那种轻蔑傲慢的态度。

但是，格律恩先生是否把他在赫斯和其他作者那里读到的东西正确地抄写下来了呢？他是否在他自己所轻易信仰的那个公式的范围内把最必要的材料保存下来了呢？他是否根据原著对各个社会主义著作家的学说作了正确的全面的叙述了呢？这不过是对这个人的一些最起码的要求，要知道，他是北美人和法国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学习的榜样，是蒲鲁东的讲师，他不停地在肤浅的法国人面前夸耀德国的彻底性。

圣西门主义

格律恩先生连一本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也没有读过。他依据的主要资料首先是他所蔑视的罗仑兹·施泰因，其次是施泰因依据的主要资料——路·雷博[139]（因此，他在第250页上装作告诫姿态说雷博是一个庸人；在同一页上他竭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是在早已把圣西门主义者谈完以后才完全偶然读到雷博的著作的）和路易·勃朗著作中的个别地方。我们现在举出一些直接的证据。

我们先来看看格律恩先生关于圣西门本人的生平说了些什么。

用来叙述圣西门生平的主要资料是收集在奥伦德·罗德里格出版的“圣西门全集”和1830年5月19日出版的“组织者”[140]中的圣西门自传的片断。这样，全部文献都在我们的面前：（1）原著，（2）雷博从原著中的摘录，（3）施泰因引自雷博的材料，（4）格律恩先生的美文学式的著作。

格律恩先生说：“圣西门虽然参加美国人的解放斗争，但他对于战争本身并不太感兴趣，因为他当时有一种想法，认为可以把两大洋连在一起。”（第85页）

施泰因在第143页上写道：“最初他供任军职……从布伊到美国去……在这次战争中，他非常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他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仅仅是这次战争的目的，等等”……“在用开凿一条连结两大洋的大运河的计划来引诱墨西哥总督的试图遭到失败以后”。

雷博在第77页上写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是一个士兵，在华盛顿手下服役……他说，我对战争本身并不感兴趣，使我很感兴趣的只是它的目的，为了这种兴趣，我甘心忍受了战争的苦难。”

格律恩先生仅仅把圣西门“对于战争本身并不太感兴趣”这句话抄录下来，而没有指出最主要的一点：他对这次战争的目的的兴趣。

其次，格律恩先生也没有提到，圣西门希望总督支持他的计划，因而就把这个计划简单地归结为“有一种想法”。他也没有指出，圣西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是和平时期”，这是由于施泰因只是用年代来指明这个情况的。

紧接着格律恩先生又说：

“后来〈什么时候？〉他草拟了法荷远征英属印度计划。”（同上）

施泰因说：“1785年他来到荷兰，以便拟定法、荷两国对英属印度殖民地举行联合远征的计划。”（第143页）

施泰因在这里的报道是不正确的，而格律恩先生却忠实地抄袭了他的话。圣西门自己是这样说的：拉·沃古翁公爵说服荷兰国会去同法国结成联盟，对英属印度殖民地实行联合远征。圣西门关于自己仅仅写道，他“力求在一年内使这个计划得到（poursuivi）实现”。

格律恩先生说：“他想在西班牙开凿一条从马德里通向海洋的运河。”（同上）

圣西门想开凿运河，这是多么荒谬！最初他有一种想法，现在他想。格律恩在这里歪曲事实，并不是由于像上面所指出的，他忠实地抄录了施泰因的话，而是由于他抄得太草率了。

施泰因在第144页上写道：“1786年他回到法国，第二年他就到西班牙去，目的是向政府提出完成从马德里通向海洋的运河建设计划。”

格律恩先生只要草草阅读一下就可以从施泰因著作中的有关地方摘录出自己的上述的句子，这个地方总会使人感到，似乎建设计划和整个草案是圣西门提出的。实际上，圣西门只制定了一个解决早已开始的运河建设工程中所产生的财政困难的计划。

雷博说：“六年以后他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了建造运河的计划，这条运河应当成为马德里和海洋之间的航线。”（第78页）

在施泰因那里也有同样的错误。

圣西门在第ⅩⅦ页上写道：“西班牙政府为了把马德里和海洋连起来而建造运河；这项工作后来停止了，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资金；我同当时的财政大臣德·卡巴留斯商妥，我们向政府提出了以下的草案”，等等。

格律恩先生说：“在法国他在国家财产上进行投机。”

施泰因首先描述圣西门在革命时期的情况，然后叙述他利用国家财产进行的投机（第144页及以下各页）。但是，格律恩先生不谈利用国家财产进行投机，而捏造一句毫无意义的话：“在国家财产上进行投机”，这是为什么呢？请读者读一下原著，我们就可以向他说明这是为什么：

雷博在第78页上写道：“回到法国以后，他开始干投机事业，而且sur  les  domaines  nationaux〔利用国家财产〕[注：《sur》本身也是一个前置词，有“在……上”的意思。——编者注]进行投机。”

格律恩先生不加任何说明就提出了他自己的上述论断。我们看不出圣西门为什么利用国家财产进行投机，为什么这件本身就很庸俗的事实在他的生平中具有意义。要知道，格律恩先生认为从施泰因和雷博那里把以下的话抄录下来是多余的：圣西门想试办一所科学学校和一个大工业企业，并且想利用这些投机获取必要的资本。圣西门本人正是这样说明他的投机的（“圣西门全集”第ⅪⅩ页）。

格律恩先生说：“他结婚为的是能够款待科学，体验人们的生活，从心理上试探人们。”（同上）

在这里，格律恩先生突然跳过了圣西门生平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时期，即跳过了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旅行的时期。其次，所说结婚为的是款待科学、从心理上试探人们（而同这些人又是不能结婚的）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圣西门结婚为的是有一个客厅，以便在那里除了研究其他的人以外还能研究学者。

关于这件事，施泰因在第149页上这样写道：“他于1801年结婚……我利用结婚来研究学者。”（参看“圣西门”第23页）

现在，在与原著对照之后，格律恩先生所写的那些谬论便得到了解释。

在施泰因和圣西门本人那里，“从心理上试探人们”就是在社会生活中观察学者。圣西门想完全根据自己的基本的社会主义观点来研究科学对于学者的个性、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影响。而格律恩先生却把这一点变为无意义的、不可理解的、带有恋爱故事风味的怪事。

格律恩先生说：“他这位伯爵、查理大帝的后裔陷入贫困〈怎样，为什么？〉，在某家当铺里做抄写工作，年薪一千法郎；后来〈什么时候？为什么？〉他靠他过去的一个仆人的恩赐过活；以后〈什么时候？为什么？〉他企图自杀，但被救了，于是他开始过新的生活，埋头于科学研究和宣传工作。只是在这时他才在写两本主要的著作。”

“他陷入”、“后来”、“以后”、“在这时”——格律恩先生想用这些字来代替年代表和圣西门生活中各个阶段的联系。

施泰因在第156、157页上写道：“这时候又增加了新的和更可怕的敌人——越来越使他苦恼的经济困难……经过六个月的折磨人的期待以后，他谋得了一个职位——〈格律恩先生甚至把施泰因用的这个破折号也抄了下来，但他非常狡猾，把这个破折号放在“当铺”这个字的后面〉在当铺里〈不是像格律恩的极其狡猾的改作的那样，在“某家当铺里”，因为，大家知道，在巴黎只有一家官营的当铺〉当抄写员，年薪为一千法郎。命运的惊人的变化无常，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路易十四的有名的侍臣的孙子、公爵权位和巨大财产的继承者、法国出身的贵族、西班牙的高级贵族，变成了某家当铺的抄写员！”

格律恩在使用当铺这个词时的错误现在很明显了；而这个词在施泰因那里是用得完全恰当的。为了不管怎样把自己的用词和施泰因的用词区别开来，格律恩先生只把圣西门叫作“伯爵”和“查理大帝的后裔”。后一说法是他从施泰因（第142页）和雷博（第77页）两人那里抄袭来的，然而他们两人非常谨慎，只是说圣西门自己认为他是查理大帝的后裔。格律恩先生没有提到施泰因所列举的那些实际上迫使圣西门在复辟时期陷入贫困境地的确凿事实，他只是对于一个伯爵和所谓查理大帝的后裔的潦倒表示惊奇。

施泰因说：“他又活了两年〈在他企图自杀以后〉，他在这段时期所做的事情，也许比他过去几十年做的还要多些。这时他把‘实业家问答’写完了〈格律恩先生关于这本早已开始的著作的完成写道：“只是在这时他才在写”……〉，而‘新基督教’……”（第164、165页）

在第169页上施泰因把这两本著作叫作“他一生中的两部主要著作”。

因此，格律恩不仅抄袭了施泰因的错误，而且自己又从施泰因的含糊的句子中制造了新的错误。为了掩盖自己的抄袭行为，他只摘引一些最明显的事实，但是去掉了事实的特性，割断它们在年代上的联系，取消了它们的全部根据，甚至删掉了最重要的中间环节。我们所列举的片断可以说是格律恩先生关于圣西门的生平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在他的笔下，圣西门的沸腾的生活变成了一系列怪癖和偶然事件，比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繁华的省份中的任何一个农民或者一个投机商的生活还乏味。他把这本拙劣的传记献给读者，并感叹地说道：“这就是真正的文明的生活！”他甚至毫不害臊地在第85页上写道：“圣西门的生活就是圣西门主义本身的一面镜子”，似乎格律恩对于圣西门的“生活”的描写，除作为格律恩先生编造书籍的手法“本身”的镜子以外，还可以作为别的什么东西的镜子。

我们之所以较详细地谈论了这个传记，是因为它是格律恩先生在论述法国社会主义者时所持的彻底性的典型例子。在这里，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抄袭行为，故意粗心大意地删节、省略、歪曲和颠倒词句。同样，在下面我们也将看到，他具有抄袭者那种内心不安的一切特征：为了使人难以和原著对照，人为地制造混乱；在他从他的先辈那里援引的引文中，略去了由于他不熟悉原文而不大了解的单字和整个句子；借助一些含糊不清的句子来杜撰和渲染引文；背信弃义地攻讦他所抄袭的人。格律恩先生抄袭得如此仓卒，以致时常援引一些完全没有告诉读者的事实，但他自己作为一个读过施泰因的著作的人，却是知道这些事实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格律恩的关于圣西门学说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