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哥本哈根只是个开始

从联合国秘书长到各国外交官，从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人士到风险投资者(VC)，从太阳能产业从业者到投资新能源板块的普通股民，各方面的目光都向哥本哈根聚焦。

哥本哈根，这个北欧历史名城，将不仅关系到各国的利益与众人的财富，更关系到——有不少人甚至认为是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在一些人看来，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将载入100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中，无论哥本哈根谈判的结果到底如何。

随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临近，一位中国学者的日程表变得越来越满。作为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气候谈判与环境问题方面的专家，潘家华最近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地各种与气候谈判和节能减排有关的场合。在一个月之内，CBN记者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媒体论坛与中国北京的“第一财经环境峰会”三个场合见到他的身影。

在“第一财经环境峰会”结束后，他接受了CBN专访，展望了哥本哈根谈判进程与低碳经济的前景。他认为，应该从现在起考虑哥本哈根以后的事情；减排压力在某些方面将成为绿色商机的利好消息。

哥本哈根只会达成政治框架

CBN：怎样评估哥本哈根谈判的准备工作？你认为，目前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陷入了某种僵局？

潘家华：目前，矛盾的焦点之一就是是否坚持“巴厘路线图”。在9月底的曼谷会议上，美国先提出来重新开出新的协定框架，欧盟的态度随后也有松动。但是，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坚持“巴厘路线图”的规定。中国对“巴厘路线图”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曾经多次表达这一点。这样，南北双方就僵持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哥本哈根参加的媒体论坛上，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表示，各国认可保护气候的长远目标，但具体哪些目标我们以后再慢慢谈。这个表态非常明确，即哥本哈根谈判先建立原则性、框架性的政治协定。也就是说，表态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支持把(全球)温度控制在(上升)2摄氏度的水平内，也就是“2摄氏度共识”。关于具体减排多少，以后再慢慢谈。这也正是我们一位代表说的，哥本哈根是个开始，不是结束。

现在，我们不仅要看到这次的结果，分析其中的原因，还要考虑哥本哈根以后，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挑战和机遇。

CBN：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潘家华：我多次讲过，气候谈判有三个基本面：科学认知、政治意愿、经济利益。

在科学认知上，现在已经达成一些基本共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第四次报告明确表示，气候变化90%的因素来自人类的排放。这一点得到了政治的支持。

在政治意愿上，没有一个政治家像以前布什那样，说气候变化是不存在的。相反，所有人的调子都唱得很高，都说我们要采取行动。应该说，在气候变化上有政治共识。可以说，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上成了气候。

不过，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哥本哈根不可能达成具体的减排目标。美国的发言权在国会，白宫没有发言权，而国会又不参与谈判。因此，美国的谈判代表只是参与谈判，没有国会授权；即使作出承诺，也是不算数的。

第三，在经济利益上，发达国家担心一旦减排现实的经济代价太大；发展中国家担心现在减排，虽然当前的经济代价不大，但是长远的发展空间将受到约束。如此一来，南北双方产生对立，不能达成共识。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参与减排也可以，但是发达国家必须拿出一定的资金技术帮助减排。而且，这个钱不是市场上的钱，而是专门的资金。发达国家说现在金融危机，不能拿出钱，资金只能从市场来。这样，又出现一个分歧。

这就是我们在哥本哈根能达成政治框架，但不能达成具体减排协议的原因。

节能减排，绿色商机

CBN：随着哥本哈根谈判的日子不断临近，国际上关于减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对中国是否构成一种压力？

潘家华：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讲应该是有挑战的，因为现在事实摆在这里了。我们的排放占了全世界新增排放的一小半。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能耗已经很低了，减排成本过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成本尚比较低。发达国家在他们的发展历史上没有这样的障碍；而我们在这个阶段，遭遇了碳排放，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力。

但是事情有两个方面。减排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过去有种说法，“中国地大物博”——“地大”确实如此，但“物博”根本谈不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在资源方面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例如，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超过50%；铁矿石也大量靠进口；还有其他各种资源，也有很多靠进口。如此，我们的经济结构存在隐患。低碳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方向。可持续，本质就是能源可再生，对环境友好。

当然，在目前我们的发展阶段，依赖资源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减小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比如在钢铁行业，还有很多高碳的中小钢铁厂，那么我们就要予以整合。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应该把握新的商机。有加强节能减排的压力，对发展太阳能等产业，对建立和发展碳交易，我认为是利好消息。

CBN：有一种观点认为，减少碳排放还不是我们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需要迫切考虑的议程。

潘家华：这里有些我认为不妥的观点。有一种说法，说低碳成本太高，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要把握未来的方向。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

还有一种说法，说低碳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遥远，我们做不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欠妥。实际上，低碳经济并不遥远，有的部分也并不一定复杂，很多是可以现在开始做、一步一步做的，并不是一定要留到未来，而是一个过程。像我们可以少开点车、多坐点公交车，节约热水器等，这些简简单单、点点滴滴的改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

CBN：现在，随着新能源等低碳行业的发展，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这个领域可能出现泡沫。你认为应该怎样把握我们的政策，以利于低碳经济的酝酿？

潘家华：这些年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到位。实际上，现在中国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政策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可以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到。

但是，我们也需要在以下这些方面予以注意：第一，政策要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为投资是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的，投资人害怕政策有太多变化。第二，政策要经过充分论证。奥地利发展风电产业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当时奥地利政府的政策导致风电企业一窝蜂地上马，结果政府拿不出来足够补贴，政策无法持续。第三，要培育健康的消费文化。在我们的消费文化里，似乎有一种追求奢华的心态；如果我们继续走上美国式的道路，片面追求大房子、高排放的车子，我们就会走上绝路。良好的政策应该能引导消费文化走向成熟。

“碳关税”是以减排为幌子的贸易保护

CBN：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关注进口产品的碳含量问题，把它与国际贸易挂起钩来，甚至有的国家开始扬言征收“碳关税”。这是不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

潘家华：我认为，一些发达国家意图征收“碳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我们可以分析，现在收“碳关税”有什么目的呢？第一个为了保护环境；第二个是增加财政收入；第三个目的是贸易保护。第一，靠“碳关税”保护环境的说法不成立。如果发达国家不从中国进口某种产品，它自己也会生产，自己生产会造成同等的环境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已经没有制造业了，而且，排放已经很高了，减排成本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在本国建立制造业，可能造成发达国家更严重的排放。第二，增加财政收入说。但是，“碳关税”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而且阻碍贸易，因此可能还会丧失收入。因此，“碳关税”是以减少碳排放为幌子，实质是贸易保护。

CBN：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表示，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这是否代表着我国对减排的最新承诺？

潘家华：这还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两个方面能否让步。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显著下降”也会打一个折扣。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在有些方面是不可以承诺的，比如绝对量的减排；有一些是需要慎重的，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在其他一些方面，包括刚才讲的太阳能，我们比其他国家做得都好，这个我们可以作出承诺。